《智囊·明智部·虞集》文言文
作者：馮夢龍
元虞集，仁宗時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茍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虞集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御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
〔評〕其后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余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從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臺、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谷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仿前集賢學士虞集議，于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錄》云：“明朝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日多，以其余歲易戰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廢缺者，咸修復之，不數月，完七百余所。今邊兵受役權門，終歲勞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仆者不資，屯堡尚誰修筑？悠悠歲月，恐將來之夷禍難支也!”
樊升之曰：“賈生之治安，晁錯之兵事，江統之徙戎，是萬世之至畫也，李鄴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墾墅，平江伯之漕運。平江伯陳瑄，合肥人。永樂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陽海堤八百里。尋罷海運，浚會通河，通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真瓜洲壩港，鑿徐州呂梁浜，筑刀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筑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淮、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舟，設井樹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畫也。李允則之筑圃起浮屠，范文正、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至畫也。畫極其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注釋
①虞集：字伯生，元成宗時為大都路儒學教授，累遷奎章閣侍讀學士，平生為文萬篇，為元時文章大家。
②限：規定、條例。
③脫脫：元順帝時官至中書右丞相，為一代賢相。
④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寫好了官職，未填寫姓名的空白委任狀。
⑤稔：豐收。
⑥內帑：國庫。
⑦太仆：太仆寺，掌管國家畜牧，主要是戰馬的飼養。
翻譯
元朝人虞集（字伯生）在元仁宗時官拜祭酒，曾在為仁宗講學的課余時間，談起京師仰仗東南一帶以海運輸送糧食而從事危險無比的航行，實在是嚴重耗損民力，于是進言道：“京師東方濱海數千里之地，都是蘆葦叢生的荒地，北從遼海，南到青州、齊州，潮每日沖積，長期已來以淤積為可供耕種的肥沃之地。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擋住潮水使成為耕地，讓想做官的富翁分別配領這些田地，由官府加以規定，有辦法找到一萬人耕田的，就給他一萬人份的田地，讓他做這一萬人的首長；以下一千人，一百人也如此辦理。三年之內看他的結果，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額課稅，依等級征收，五年之后能有積蓄，就任命他做官，就所積蓄的作為俸祿，十年后賜給他符節印信，使他能流傳給子孫。這么一來，便可得到數萬民兵來對內保衛京師，對外防御海賊，而且又能不必仰賴東南海運，使人民得以休息，又可借著富人求官的心理，讓京師得到充足的糧食供應，四處游食的人民能有正當的歸宿，自然不會做海賊了。”但因評議的人意見不一致，于是遂不了了之。
評譯
后來脫脫（元朝人）曾說京師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來耕種，每年可收成一百多萬石米麥，不必仰賴海運，京師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設立分司農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錢谷的官）悟良哈臺、左丞烏古孫良禎兼任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到檀順，東到遷民鎮，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處屯田，都聽從分司農司立法辦理租佃，合用工價、牛具、農器、谷種，由朝廷先投資五百萬錠銀子。脫脫又大略模仿前集賢學士虞集的建議，在江淮之間招募能種水田及修筑園圃、堤防的人各一千，擔任農師，又設一些有名無實的官職，以十二道令牌宣稱：能招募一百個農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領導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農夫，每人給十錠銀子，一年后放他們回去，于是大豐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錄》里說：“明朝葉文莊公（葉盛，昆山人，字與中，謚文莊）巡撫宣府時，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開墾的土地日漸廣大，積存糧食日益增多，用每年節余的錢購買八千多匹戰馬，殘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復。不到幾個月，就整修好七百多個城堡。如今邊境的士兵受權貴之門的.役使，整年勞苦，還得不到一點土地來供給自己的衣食，軍中所需的一切費用，都依靠中央的供應，養戰馬的費用由太仆支給的多得無法估計，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費用。長期下來，恐怕將來外患一起就很難應付了。”
樊升之說：“賈誼（漢·洛陽人）上漢文帝的治安策，晁錯（漢·潁川人）的用兵之計，江統（晉·陳留人，子應元）的徙戎論，都是萬世最佳的計劃，李鄴侯的屯田，虞集的開墾荒地，平江伯的漕運（陳瑄，合肥人，明成祖永樂初年，掌管北京漕運，建筑淮陽堤防八百里），則是當代最佳的計劃。李允則筑園圃、造浮屠、佛塔（事見第五部“術智”），范文正、富弼的救濟饑荒，也是當時最佳的計劃。計劃能達到盡善盡美，則人情必誠信協和，因此好的計劃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執行起來便有如流水般的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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