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飛鞋舞的散文
孩子們都還在放暑假，所以早上總是起來得晚些。那天迷迷糊糊中聽到有人敲門，起來開門后看到是他。他笑了笑說：“不好意思，這么早就來敲門了。我是來問問你們，現在需不需要拉煤球？”我還沒回話，他接著說：“今年市里搞環境建設，煤球廠也屬于污染廠礦，去檢查了好幾次，一直讓停工，這批煤加工完以后，應該就不再生產了，如果你們需要，盡早給你們拉過來。”
雖說天氣正是最熱的時候，可冬天很快也會來的，“有備無患”，才能安然過冬呀。我對他說那就拉吧，拉300塊兒就行，去年剩下的還有100多塊兒。他說好，趁傍晚涼快的時候拉來。
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拉煤人，黑黑的，瘦瘦的，臉上似乎總是有煤灰，洗不干凈那樣。
我知道他時，還是在上初中的時候。
上初中時，我們家附近有一個“李根立煤球廠”。他那時候在那里工作，媽媽總是讓他給我們家送煤球。
北方的冬季總是特別的冷，西北風呼呼的刮著，滴水成冰的。我們這個小城沒有集中供暖一說，到了冬天都是各自生法子。我是享受不了空調暖風的人，一吹就頭暈。所以結了婚以后，冬天到來，也是用那種有煙囪的爐子，所以一直都是讓他給我家送煤球。后來，我們小院里的鄰居們，也都是讓他送的煤球。
在煤球廠，他把煤球一個一個搬到架子車上，然后拉著那輛一次能裝500煤球的架子車，送到用戶家。到了用戶家，再一個一個的搬下來，放到一個特制的木板上，搬到用戶指定的位置。
和他在一個煤球廠工作的工人，好多人都吃不了那個苦離開了。他卻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下來了。用他的'話來說：“咱不識字，能有份活做就不錯了，有好幾個孩子要養呢。”
幾年前他工作的那個煤球廠把地賣給了開發商，他換了一個工作的地方。
從最初的一塊兒煤球一毛多、兩毛多，到三毛多、五毛多再到現在的八毛；從剛開始的每上一層樓一個煤球加2分錢，到現在的每上一層樓一個煤球加5分錢。搬煤球上樓，這個早就沒人做了的苦差事，現在也只有他在做。
他從最初是一個人拉著裝滿煤球的車子送煤球，孩子們長大后他的老伴也從鄉下老家來到城里給他幫忙。雖然她只會幫忙推一下車子（因為他人太實在，家里還窮，娶了一個腦子不太好使的媳婦），但有了伴，走在路上還有人說說話，遞口水喝。
傍晚的天還是很熱的，他如約把煤球送來，他的老伴還有他的小孫子在樓下，他一個人開始搬運工作。那個臉上也是沾滿了煤灰的小男孩兒用一個小棍子撥拉土里的螞蟻，看見我，抬頭對我笑笑。
正在搬煤球時，他的電話鈴聲響起，接通電話，我聽到那端是一個小女孩兒稚嫩的聲音，小女孩叫著外公，問他在干嘛。他說他在搬煤球，還有好多呢，不跟她說了。掛了電話，他說：“這段時間天氣太熱，前幾天兒子打電話說不讓他送煤球了，讓他歇歇。他說閑不著，趁涼快的時候送點。說過些時，煤球廠要是不讓生產了，那就真該歇了。”
我切了一些西瓜，拿給他的老伴和孫子，小男孩兒并不怯生，邊吃西瓜邊玩兒。
因為他搬煤球時沒有戴手套，搬完煤球，我說用盆子盛些水讓他洗洗手，他說不洗了，洗了水太臟，把盆子也染臟了。說是到樓下用鄰居家空調管子里流下來的水洗洗就行。付給他應給的錢，他拿了搬煤球的木板下樓，洗了洗手，收拾好車子，和老伴一起拉著小孫子離開了。
記得很早的時候，有一天接孩子放學，剛好看到他和他的老伴拉著架子車從我們住的那個小巷出來。聽到他像哄孩子那樣說道：“別生氣了好不好，知道你餓了，先給你五塊錢買吃的，等回頭再多給你一點。”我在一瞬間被這些話震懾了。
五塊錢，對于現在的一個孩子來說，也許都不夠一天的花銷。在他們那里，卻可以暫時打發一頓飯。
幾十年的風雨兼程，他用腳走遍了這個小城的每一寸土地。因為常年拉車，架子車的盤帶又是放在右肩，他的右肩要比左肩低下去好多。臉上常年都粘著煤灰，兩只手也是從未洗干凈過。
也許在很多人的眼里，他們不足以為人所記著，甚至是被人嗤之以鼻的。但在這個物欲橫流，紛亂繁雜的社會。他們每天用雙腳從城西走到城東，從城南走到城北，這種一步一步堅實的足跡，正是值得心里充斥著浮躁的人們學習的。
在街上，時常會看到他們送煤球的身影，一個在前面，一個在旁邊。他們用無聲的畫面演繹著最真、最濃的情。平淡歲月里，不變的堅守，普通得不再能普通的他們，已成為這個小城里一道美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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