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詩非難，命題②為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題 ，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達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
放翁詩則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興》而已。豈放翁為詩與少陵有二道哉？蓋安史之變，天下土崩，郭子儀、李光弼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在《八哀》詩中，既略敘其人；而《洗兵馬》一篇，又復總其全數而贊嘆之，少陵非茍作也。南宋時，君父幽囚，棲身杭、越，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極于毫厘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詩酒，沉溺湖山，不顧國之大計。是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卻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駕堯、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送尊號、處卑朝、括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為，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處戾乎！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羅織也。
（有刪節）
注①這封家書寫于作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范縣知縣任上。②命題：此處指選材。
翻譯：
寫詩并不難，難的是選材。選材水平高那么詩歌的價值就大，選材水平低那么詩歌的價值就小，因此選材的事不可不慎重。杜甫詩歌水平高，超越千年，自然不必說，就是他詩歌的選材，（也）早已位居百尺高樓之上了。杜甫詩歌的選材不能全部舉出，姑且就其中的一部分來談一談：《哀江頭》《哀王孫》，是以傷亡國為題材的；《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后出塞》這些詩篇，是以悲戍役為題材的；《兵車行》《麗人行》，是以安史之亂初期為題材的；《達行在所》三首，是以慶祝國家復興為題材的；《北征》《洗兵馬》，是為收復國土而高興，期待天下太平的。只要一翻閱他的詩集，瀏覽其題目的編排，一種憂國憂民、悲喜交加的思想感情，以及宗廟淪陷為廢墟、戰士戍守邊關的痛苦，仿佛就在眼前。他的詩歌選材如此，他的詩歌又怎會不令人痛心入骨呢？
陸游的詩卻不是這樣，他的詩數量最多，但是選材最單一，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興》罷了。難道陸游寫詩的主張和杜甫不同嗎？安史之亂，國家土崩瓦解，郭子儀、李光弼這些人，精忠報國，有勇有謀，在當時超出同輩，終于光復了大唐。杜甫在《八哀》詩中，已經大略地記敘了這些人，而在《洗兵馬》一篇中，又把這些人放在一起加以贊嘆，杜甫不是隨便寫的。南宋時，皇帝被囚禁，趙構偏安杭州、越州，他們蒙受羞辱及處境危險（的時刻）也就來臨了。講理學的人盡管竭盡全力，但終究沒有挽救時局變亂的才能。在朝的眾大臣，都沉湎于詩酒，迷戀于湖光山色，不考慮國家（治亂）的大計。這樣，（陸游）只是拿《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來償還所欠的詩債罷了。況且一個國家即將滅亡，一定有很多忌諱，（國君）自身的行為如同桀、紂，卻偏要說自己的德行勝過堯、舜、湯、武。
宋朝自紹興年間以來，對來犯的少數民族主張和議、增加歲幣、封加尊號、朝廷地位驟降、搜括百姓財物、殺戮大將，沒有什么邪惡、丑陋的事情不做，百姓沒有人敢說話，陸游又怎么能夠將這些反映在詩歌里從而自找罪受呢！所以，杜甫的詩歌里有人，的確是有人；陸游的詩歌里無人，的確是沒有人啊。杜甫（在詩作中）逐一陳述時事，寄托直言規勸之意；陸游（在詩作中）閉口不言（時事），為的是避免被人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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