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生平和思想摘抄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因罪徒居中亞。他誕生于中亞的碎葉(今蘇聯托克馬克)，五歲時隨父遷居四川彰明縣的青蓮鄉，因自號青蓮居士。他的家庭可能是個富商，幼年所受的教育，除儒家經籍外，還有六甲和百家等；他的生活情趣和才能也是多樣的，他不僅是一個“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的青年作家，同時還是一個“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劍術”的少年游俠和羽客，傳說他曾經為打抱不平而“手刃數人”。二十歲以后，他開始在蜀中漫游，曾登峨眉、青城諸名山。這些生活經歷，對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詩風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但也造成他的思想的復雜性。
開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歲，為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他“仗劍去國，辭親遠游”，開始了一個新的漫游而兼求仕的時期。他浮洞庭，歷襄漢，上廬山，東至金陵、揚州，復折回湖北，以安陸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陽、龍門、嵩山、太原，東游齊魯，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蘇、浙江等地，游蹤所及，幾半中國。李白的漫游有恣情快意的一面，但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沒有也不屑于參加科舉考試，因為這和他的“不屈己，不干人”的'性格以及“一鳴驚人，一飛沖天”的宏愿都不相符合。因此，在漫游中，他有時采取類似縱橫家游說的方式，希望憑自己的文章才華得到知名人物的推轂，如向朝朝宗諸人上書；有時則又沿著當時已成風氣的那條“終南捷徑”，希望通過隱居學道來樹立聲譽，直上青云，如他先后和元丹丘、孔巢父、道士吳筠等隱居嵩山、徂徠山和剡中。他嘗自言“隱不絕俗”，說穿了也就是隱居以求仕。
天寶元年，李白四十二歲，終因吳筠的推薦，唐玄宗下詔征赴長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詩人的喜悅是可以理解的。李白初到長安，太子賓客賀知章一見嘆為“謫仙人”，聲名益振。玄宗召見時，也“降輦步迎，如見園綺”。但實際上玄宗所賞識的只是李白的才華，把他看作點綴升平和宮廷生活的御用文人，因命供奉翰林。這不能不使李白感到他的政治理想的破滅。同時，他那蔑視帝王權貴的傲岸作風，如他自己說的“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又招致了權臣們的讒毀，也使他感到長安不可以久留。在度過一段狂放縱酒的生活之后，他上書請還。“五噫出西京”，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詩人李白初步認識到統治集團的腐朽和現實政治的黑暗，開始寫出一些抒發憤懣，抨擊現實的詩篇。
“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天寶三載春，李白離開長安后，再度開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在洛陽他遇見了杜甫，在汴州又遇見高適，這三位詩人便一同暢游梁園(開封)、濟南等地。李白和杜甫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杜甫《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天寶四載秋，李白和杜甫分手后，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趙，往來齊魯間，但以游梁宋為最久。這時期李白的生活是窘困的：“歸來無產業，生事如飄蓬”，心情也很悲憤：“摧殘檻中虎，羈拽鞲上鷹”，但始終沒有喪失他的樂觀和自信，也沒有放棄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猶可倚，不慚世上英”。隨著天寶年間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現實的作品愈來愈多，反抗精神也愈來愈強烈，成為他這一時期創作的顯著特色。
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后，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不久即隱居于廬山屏風疊，密切地注視著事件的發展。次年冬，永王李粼以抗敵平亂為號召，由江陵率師東下，過廬山時，堅請李白參加幕府，李白出于一片愛國熱情便接受了他的邀請。不料李粼暗懷和他的哥哥唐肅宗(李亨)爭奪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滅，李白也因而獲罪，下潯陽獄。出獄后，又被判處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李白這時已五十八歲，在“世人皆欲殺”的殘酷迫害下，經常爽朗大笑的詩人有時也不得不發出無聲的垂泣：“平生不下淚，于此泣無窮。”(《江夏別宋之悌》)乾元二年(759)，李白西行至巫山，因遇大赦，得放還。他經江夏、岳陽、潯陽至金陵，往來于金陵、宣城間。上元二年(761)，李白六十一歲，聞李光弼率大軍征討史朝義，他由當涂北上，請纓殺敵，但行至金陵，因病折回，所以他說“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次年，寶應元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當涂令李陽冰家。初葬采石磯，后人遵詩人遺志，改葬青山。和杜甫一樣，在安史之亂期間，李白詩歌的特征，也是愛國主義精神。
李白的一生是復雜的。作為一個天才詩人，他還兼有游俠、刺客、隱士、道人、策士、酒徒等類人的氣質或行徑。這和他的思想的復雜性是分不開的。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濟蒼生”、“安社稷”、“安黎元”，并且認為“茍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特別是莊子那種遺世獨立的思想，追求絕對自由，蔑視世間一切，有時他甚至把莊子抬高到屈原之上：“投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與此同時，他還深受游俠思想的影響。所謂“以武犯禁”、“不愛其軀”、“羞伐其德”這種游俠精神，在李白身上也是存在的。所以他又敢于蔑視封建秩序，敢于打破傳統偶像，輕堯舜，笑孔丘，平交諸侯，長揖萬乘。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俠本不相容，陳子昂就曾經慨嘆于“儒道兩相妨”，但李白卻把這三者結合起來了。這就是他在詩文中再三重復著的“功成身退”。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導思想。所以他非常欽幕范蠡、魯仲連、張良等歷史人物。主觀上的結合并不等于事實，在黑暗的現實面前，李白這種人生理想始終未能實現。但他又始終在追求，矛盾、沖突、以及遭受打擊后的憤懣、狂放等便都產生了。龔自珍說：“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為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白始也。”(《最錄李白集》)這對于我們理解李白思想的矛盾復雜性質是很有啟發的。當然，李白的思想也有庸俗、消極的一面，如人生如夢、及時行樂等，這在他的生活和創作中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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