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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作品《游戲還是戰斗》
居然有一本書叫《游戲的人》，我一見書名便如遇故人。
作者荷蘭人，約翰·赫伊津哈，在我出生前兩年出版此書，在我出生前一年英勇犧牲在德國法西斯手下。那時，離法西斯滅亡已經沒有幾天。
法西斯分子哪里知道，這是一個從游戲的角度來審視人類的人。
他臨死時，嘴角可曾浮起過微笑?
但是，連尊敬他的人也不大理解：既然已經把人類的一切活動看作游戲，為什么還會那么英勇?
這是出于我們對游戲的誤解，已經誤解了很久，很久。
是康德和席勒他們引渡了我，然后我再去引渡我的學生。但我知道他太晚了。
記得十余年前我在寫作《中國戲劇文化史述》這本書的時候，已經受到文化人類學的深刻影響，很自然地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中國戲劇發生學的重建上。這種重建是針對“勞動產生戲劇”、“經濟水平決定戲劇”、“階級矛盾造就戲劇沖突”等等凜然框架而言的，在當時風險很大，連能否出版都成了嚴重問題，因此只能借助于王國維先生的巫覡學說來艱難行事。因為由巫覡的扮演來說明戲劇起源，倒是有很多文化人類學的文章可做。但越寫越感到避不開“游戲說”了，中國戲劇為什么比希臘戲劇和印度戲劇晚產生那么久，也可以從游戲說中找到答案。當然我又明白，學術研究不能滿足于一個概念的引人，如果僅僅把康德、斯賓塞、席勒有關游戲的論述與中國戲劇史上已有的文字資料連結起來，那只是搭建積木而已，算不上像樣的文化行為。因此，我在帶著一系列疑問完成那部著作之后，立即打點行裝投人對邊遠地區現存原始演劇方式的長時間考察，考察報告的英文本后來發表在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學報上，不少外國學者正是讀了這篇考察報告后前來我國進人這一問題調查的。至此，我對游戲這個美學和人類學的命題掌握了不少感性材料，只是這些材料大多無法作年代論定，對中國戲劇文化史的修改仍無太大的實際補益。
有一次，我在國內一個研討會上就游戲學說多講了幾句，報紙上立即出現了一篇批判文章，題為《是游戲還是戰斗》，副標題點了我的名，但作者很客氣，沒說批判，只說是“商榷”。至于文章內容，我想一切上了年紀的中國人閉著眼睛就能想象。當時我還年輕，很想反駁，因為多數讀者不可能分辨是非，只知道我成了“有爭議的人”，這一頭銜在當時麻煩甚多。但再一想，我如果反駁，由于缺少共同前提，“商榷”十年也不會有任何結果。大概也正是從這件事開始吧，我干脆養成了對一切商榷都不予回應的習慣，省了很多心。只不過有時閑下來無事，嘴里也會嘟噥出一句“是游戲還是戰斗”，學著哈姆萊特給自己開個玩笑。
不管是我還是當年的批判者都沒有想到，居然有一位西方學者早就提出，連戰斗也可能是一種游戲，一種爭奪榮譽的競賽游戲;更沒有想到的是，這位游戲學者是在與法西斯的斗爭中英勇犧牲的。讀了赫伊津哈的《游戲的人》之后，今后我在嘟噥“是游戲還是戰斗”時，不會完全用一種開玩笑的口氣了。
赫伊津哈把游戲看作是“先于文化的文化現象”。他以很大篇幅論述了游戲與典儀的關系，游戲的自愿原則和公平原則——即我們首先從魯迅那里聽到過的“費厄潑賴”，只不過他把“費厄潑賴”看成是把游戲做下去的基本前提。他又探討了在十九世紀人類文化創造中游戲意識減少的原因，這使我很感興趣。更感興趣的是，赫伊津哈對游戲的前途表現出很大的不安，因此全書提出的問題多于答案。在我看來，正是這種不安，足以引導人們進人具有宗教意義的鴻蒙思考。此書最大的吸引力也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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