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心中的“夢”

徐志摩心中的“夢”

　　康橋，是鍛造徐志摩西洋夢最終的熔爐。是徐志摩畢生的精神故鄉。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徐志摩心中的“夢”，歡迎大家分享。

　　徐志摩心中的“夢”

　　詩即意象，詩即隱喻，詩即符號。在《再別康橋》這首詩中，有“河畔的金柳”“夕陽中的新娘”“軟泥上的青荇”“水草”“清泉”“天上虹”“夢”等眾多意象，這一系列極富詩情畫意的意象，將其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與多彩的意蘊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動人心弦，感人肺腑。當我們仔細閱讀、反復品味該詩之后，又會發現，這些意象中的一個特殊意象與詩內最深層的意蘊、最難以言說的深情有著密切的聯系，是眾多意象中的核心意象，是該詩的“詩眼”，那就是“夢”。

　　詩人為什么到康橋 (今日之劍橋)來“尋夢”?他要尋的是個什么樣的“夢”?為什么說那“夢”是被“揉碎”的“彩虹似的夢”?為什么又“不能放歌”，而只能“沉默”?

　　康橋，對于徐志摩的生命具有特殊的意義，康橋是令其終生魂牽夢縈的地方，它孕育了詩人的理想，慰藉詩人寂寞而悲苦的心靈，這就難怪詩人為什么要到這里來“尋夢”了。

　　詩人的“夢”首先是指對政治理想、社會理想的追求。1918年，徐志摩出國赴美留學，他后來言道：“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想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做一個中國的Hamilton。”(《猛虎集》序)徐志摩夢想做中國的漢密爾頓，夢想成為一個政治家。為了這一夙愿，他忘卻了父親的叮囑，醉心于研究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為此，他于1920年又轉到英國康橋學習，并在此確立了他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要在中國建立英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歸國后，他辦雜志、教書，發表文章，努力傳播自由主義思想。但當時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外國列強蠶食鯨吞，國內封建軍閥連年混戰，民不聊生。幾年的國內生活，殘酷的現實無情地打擊了詩人那顆高傲的心，使他漸漸地失望，在中國建立英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愿望最終化為泡影。這對于信仰堅定并擁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一心想成為一代政治家的徐志摩來說，無疑是極其痛苦而又無可奈何的。故地重游，重溫舊夢，聊以撫慰心靈和精神的傷痛，實出自然。

　　“詩言志”，又“詩緣情”。對個人生活理想尤其是情感理想的追求和渴慕，是《再別康橋》中所尋之“夢”的另一個主要內容。康橋，對徐志摩來說，正是他愛的圣地。他對林徽因的愛，與康橋是密切相關的。康橋成了徐志摩對林徽因愛的一個象征，一個載體。這也構成了他所尋之“夢”的內核和真正的秘密。

　　在具有濃烈的浪漫情懷的徐志摩看來，愛情與“上帝之愛”擁有相提并論的地位。徐志摩為這次真正的愛情，進行了他生命歷程中的一次“冒險”，一次人生抉擇。他承受了來自家人、朋友和社會的各方面的壓力，義無反顧、毅然決然地結束了令人痛苦無奈的無愛婚姻。但他與林徽因的愛情卻無果而終。盡管如此，這次愛情經歷始終讓徐志摩魂牽夢繞，難以忘懷。始于康橋的無果的愛之“夢”，就這樣被“揉碎”了，但她也變成了徐志摩情感生活的內在動力。每當他失意、遇到挫折、陷入困境時，到康橋“尋夢”，便成了撫慰其精神和心靈創傷的良方和妙藥。在追求林徽因失敗，一度變得極度痛苦消沉的情景下，徐志摩結識了“忠厚柔艷的小曼”，兩個人久已壓抑的情感掀起了滔天巨瀾。但對陸小曼傾情相愛的徐志摩再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接連不斷的家庭糾紛，人們的非議與幸災樂禍，社會的批評，使徐志摩感到“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在這種情形下，一向頗具西方紳士風度的徐志摩內心是何等痛苦。當他重登英倫，除了故地重游，重溫舊夢，聊以撫慰內心的傷痛，他還能怎樣呢!

　　徐志摩簡介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男，漢族，浙江海寧市硤石鎮人。現代詩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學美國時改名志摩。曾經用過的筆名：南湖、詩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鶴、仙鶴、刪我、心手、黃狗、諤諤等。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詩人，新月詩社成員。

　　1915年畢業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讀于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

　　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

　　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他在康橋接受資產階級的貴族教育量，開始翻譯文學著作，他翻譯了英國作家曼殊斐兒的幾個短篇，德國福溝的小說《渦堤孩》，法國中古時的一篇故事《吳嘉讓與倪阿蘭》，意大利作家丹農雪烏的《死城》和伏爾泰的作品《贛第德》。

　　徐志摩一生追求“愛”、“自由”與“美”(胡適語)，雖然為他帶來了不少創作靈感，但亦斷送了他的一生。徐志摩倡導新詩格律，對中國新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生平簡介

　　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寧一個富裕家庭，父親徐申如擁有一座發電廠、一個梅醬廠、一間絲綢莊，在上海還有一家小錢莊，又是硤石商會會長，人稱“硤石巨子”。

　　徐志摩18歲時由父母安排，與15歲的張幼儀結婚，隨后遠赴西方求學。對徐志摩來說，這段婚姻并不美滿。張幼儀遠渡重洋到了英國后，才發現徐志摩在旅英期間邂逅了林長民的女兒林徽因。后來張幼儀與徐志摩離婚。最后，林徽音卻選擇了梁啟超之子梁思成。

　　徐志摩留學后回到北京，常與朋友王賡相聚。王賡的妻子陸小曼，對徐志摩影響甚大。小曼聰慧活潑，是獨生女，父親陸寶曾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門生，回國后任賦稅司。徐志摩和陸小曼在北京交際場相識相愛，并談及婚嫁。徐父執意請梁啟超證婚，志摩求助于胡適，胡適果然把梁任公請了出來，梁任公在大庭廣眾之下罵徐志摩：“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娶……以后務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盛典舉罷，徐志摩與陸小曼南下定居上海。

　　由于徐志摩離婚再娶，觸怒了父親，中斷了經濟上的援助，而陸小曼生活揮霍無度，住的是3層樓的豪華住所，每月100銀洋的租金，家里傭人眾多，有司機、廚師、男仆，還有貼身丫鬟，這些巨額花費使志摩入不敷支。應胡適的邀請，徐志摩兼教于北大，為了貼補家用，常在上海、南京、北京間往返，同時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大夏大學三所大學講課，課余還得趕寫詩文，以賺取稿費。一月所獲，至少也有1000多元(當時一個圖書館管理員的月薪約5元)，但仍不敷陸小曼的揮霍。沉溺于跳舞、打牌、票戲等夜生活的小曼每天天亮才上床，睡到下午兩點才起床。

　　文學歷程

　　1922年返國后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辦起了俱樂部，編戲演戲，逢年過節舉行年會、燈會，也有吟詩作畫，徐志摩出于對印度詩人泰戈爾一本詩集《新月》的興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同年加入文學研究會。

　　1924年與胡適、陳西瀅等創辦《現代詩評》周刊，任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時任翻譯。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詩以外，還聯絡新月社成員從事戲劇活動。10月，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同年任北京大學教授，赴歐洲，游歷蘇、德、意、法等國。

　　1926年4月1日，在北京主編《晨報》副刊《詩鐫》，這時，聞一多已由美國回國并參加了《詩鐫》的編撰工作。除第三、四兩期由聞一多和第五期由饒孟侃負責編輯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編。發表的《詩刊弁言》和《詩刊放假》也是徐志摩執筆。《詩鐫》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國新格律詩的創作和關于詩藝的探討，所以《晨報詩刊》的創辦，標志著詩歌流派——新月詩派的形成。同年與陸小曼移居上海，任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7] 教授。創辦《新月》雜志。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員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及其它種種原因，紛紛聚集到上海。此時，徐志摩也與陸小曼結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處訪友，奔走聯絡，與聞一多、胡適、邵洵美、梁實秋、余上沆、張禹九等在上海環龍路環龍別墅辦了新月書店，由胡適任董事長，余上沆任經理，后由張禹九接任。同年，徐志摩也出國游歷英、美、日、印等國。

　　1928年3月，徐志摩一邊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大夏大學等校擔任教授工作，一邊又創辦了《新月》月刊。同年11月6日，作《再別康橋》，初載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號，署名徐志摩。《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

　　1930年任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被選為英國詩社社員。同年冬到北京大學與北京女子大學任教。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與陳夢家、邵詢美、方瑋德等又辦了一個《詩刊》季刊，徐志摩被推選為筆會中國分會理事，出了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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