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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文天祥的死
導語：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初名云孫，字宋瑞，一字履善。自號文山、浮休道人。江西吉州廬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富田鎮)人，宋末政治家、文學家，愛國詩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與陸秀夫、張世杰并稱為“宋末三杰”。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狀元及第，官至右丞相，封信國公。于五坡嶺兵敗被俘，寧死不降。但文天祥究竟是怎么死的呢?下文是由應屆畢業生網為您整理的關于文天祥的死，歡迎閱讀!
文天祥從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盡快舍生取義了。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廣東海豐被元兵突襲，服毒自殺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廣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為俘虜進入江西時，就決心開始絕食，希望船到自己故鄉吉安時像為不食周粟的伯陽、叔齊一樣餓死守節，“餓死真吾志，夢中行采薇。”在餓了八天后，卻沒有餓死，由于家鄉已過，押解人按著鼻子灌食，文天祥沒有能夠在家鄉殉國。他希望能夠有機會逃脫，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嶺中，而要世人關注下悲壯而殉節。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軍，繼續北上。
但是，狀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時已經傳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國，讓無數人焦慮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擔心他投降，從而讓他與大宋的貞節受損。
此時，南宋王朝已經徹底被滅，“舊中國”的無數官宦要么被殺，要么已經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來的低級官僚則是“沉默的大多數”。“沉默的大多數”并非不愛國，甘愿接受異族統治，但他們自己不原意犧牲，那是“肉食者”當大官者們的事，但他們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別人為“舊中國”守節殉難。如今，整個江南都在看著被俘的文天祥，盼望著他早日殺身成仁。也許，他們是害怕又出現一個“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數”心聲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廬陵(今吉安)的同鄉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愛國青年。文天祥贛州起兵勤王時，王炎午滿懷一腔報國熱血，參加抗元斗爭事業，作了文天祥勤王軍中的幕僚，很快卻因為母親有病而回歸鄉里，并“躲過”文天祥部隊失敗捐軀或者被俘的機會。
這位當時28歲的王炎午，聞知文天祥押送船將過江西，即作了長達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將《生祭文》謄寫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張貼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經過的自贛州、吉安、櫸樹、南昌等沿途驛站、碼頭的山墻、店壁諸醒目處。還派人在各處宣讀：“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受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氣餒”，“豈不惜哉”!
總知，文丞相應該死，而且要趕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須毀滅;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卻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鼓動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節，這并非個體行為。那位曾經入獄探望文天祥，并給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過后“勉勵”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王炎午的行為，其實代表了當時江南在元兵鐵蹄下“沉默的大多數”的道德要求，這篇祭文對當時的震動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張旗鼓地勸文天祥死去，是有著社會心理基礎的。中國文化對文人的節氣和女人的貞節的重視，在進入宋代以后，已經形成了一種高調的社會會文化，但能夠自覺實踐的畢竟還是少數，多數人并不去殉難，而是勸他人為了崇高的道德價值做出犧牲。這種高調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發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膽地直接提出，形成對文天祥的道德輿論壓力，還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見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卻享受“生祭文”，傳世千古，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贊頌王炎午的這篇祭文：“感情壯烈，語言精湛，亦屬祭文中的杰作”。還有人認為：“洗練凝重，氣勢磅礴，對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鏗鏘有力，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有力地推動了當時形成的愛國主義思想浪潮，同時也體現出王炎午本人悲壯激切的忠貞氣節。”
中國人內心深處有一種道德崇高下對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對于為敵人俘虜的士人，與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夠以死守節。中國也許會善待俘虜的敵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殺，則最好及時自殺，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貞節，反正是“期待”他們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著隨后無盡的罵名，如果被放回來，那與屈服和變節的結果差不多，一生中也會在道德歧視中受盡屈辱。當然，希望俘虜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殺的人，卻是沒有犧牲的危險的，他們“安全”地道德觀望和審判，其任務只是給女人列貞節牌坊表彰，流傳烈士的英雄事跡。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調主義的熱情、壯烈下，卻掩蓋不住基本生命關懷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場來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卻不為的道德圣人標準，去要求妻離子喪的文天祥為了那個道德理想犧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擇，他的生命權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無論用多少圣潔的理想或者標準，都沒有要求別人去死的權利。
道德價值的實現，特別是需要生命的損害和犧牲，完全是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勸死文，是對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現，并非什么文化榮耀，反是一種文化悲哀。
從王炎午寫《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殺，其間有長達三年半多的時間。當文天祥在監獄中歷盡折磨的時候，江南故國的人竟然不擔心他的健康，希望為挽救南宋做出卓越功勛的文天祥能夠多活些時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們的心恐怕都不會安。王炎午們的心一直會為文天祥能夠按照自己的“理想”，敢于犧牲自己而擔憂吧。
讓王炎午們失望的是，文天祥并沒有看到他“好心”的勸死文;王炎午們也可以寬慰的是，他們顯然低估了文天祥的節氣，不用他們的“督促”，文天祥自有殺身成仁的勇氣和決心。
1282年十二月初九，當文天祥終于殺身取義，壯烈殉節。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訊后的反應，是悲痛，也許更感慨，其中帶著心安之情，因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被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終結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話是這樣的：“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此致奠，再致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