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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集卷之六記傳贊述《箕子》
引導語：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人，是文丁的兒子，帝乙的弟弟，紂王的叔父，官太師，封于箕，在商周政權(quán)交替與歷史大動蕩的時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違衰殷之運，走之朝鮮”，建立東方君子國，其流風遺韻，至今猶存。下面是小編收集的該陶淵明集卷中的該人物的詩《箕子》，歡迎大家閱讀!
箕子(1)
去鄉(xiāng)之感(2)，猶有遲遲(3)。
矧伊代謝(4)，觸物皆非。
哀哀箕子，云胡能夷(5)?
狡童之歌(6)，凄矣其悲。
[注釋]
(1)這一章述評箕子，表現(xiàn)改朝換代后的悲哀。箕子：名胥余，殷紂王的大臣，任太師。紂王淫亂暴虐，殺少師比干。箕子恐懼，佯裝瘋顛，做了奴隸，被紂王所囚禁。周武王滅商，才把箕子釋放。(事見《史記。殷本紀))
(2)去鄉(xiāng)：離開故鄉(xiāng)。
(3)遲遲：形容不忍離去而前行遲緩的樣子。
(4)矧(shěn審)：況且，何況。伊：語助詞，無意義。代謝：指改朝換代。
(5)云：句首語助詞，無意義。胡：何。夷：平。
(6)狡童之歌：指箕子所作《麥秀》之詩。《史記。宋微于世家》：“其后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位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
[譯文]
離開家鄉(xiāng)那種感情，尚且依戀難以舍棄。更何況是改朝換代，眼前一切總覺其非。箕子哀傷無限悲痛，心中如何才能平息?感慨所作《麥秀》之詩，哀傷凄涼深表其悲。
陶淵明的`生平簡介
陶淵明(365?——427)，又名潛，字符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彭澤)人。陶淵明生活在政治環(huán)境異常復雜的晉宋易代之際。其族望和家世，據(jù)《陶征君誄》云：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
這里所稱“洪族”是指陶淵明的曾祖大司馬陶侃而言。陶侃為晉代勛臣，故稱“洪族”。雖曰洪族，其實與南遷的北方累世士族相比，并不顯赫。陶侃就曾被人蔑稱“奚狗”，并長期被懷疑和監(jiān)視。陶淵明以勛臣后裔而衰落為“寒門”，得不到應有的祿位，所以“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可見其本出自世家而澤不及身。筆者以為，其遭遇與南北士族的身份不同有些關系。在門閥統(tǒng)治森嚴的東晉時代，身為庶族的陶淵明在“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擬古》)“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與“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兩種彼此矛盾的愿望中，徘徊于出仕與歸隱的人生道路。
公元393年，陶淵明29歲出任江州祭酒，不久便辭職。《飲酒》第十九首透露了他這次出仕的`情況：“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yǎng)不得節(jié)，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陶認為“志意多所恥”是羞恥的行為，終以辭職。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quán)，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chǎn)生了歸隱的想法，“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正是其當時的心情寫照。次年寫的《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中說：“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投冠旋舊虛，不為好爵縈;養(yǎng)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正值陶淵明猶豫之際，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借故回鄉(xiāng)。
陶淵明再次出仕是在他近四十歲時，《榮木》一詩中說到：“先師遺訓，云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謂。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不敢至!”時至劉裕起兵討伐桓玄，掌握了國家大權(quán)，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于是陶淵明又出任鎮(zhèn)軍將軍劉裕的參軍。第二年，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jù)《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
陶淵明一生雖幾次出仕，但他與世俗是那樣格格不入，在混跡于官場時，總充滿悔恨的心情，而他所作《歸去來兮辭》：“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與官場永訣，以躬耕終老。歸田后，陶淵明的性情與田園自然的契合，使其所作詩篇大放溢彩。他作《歸園田居五首》，描繪出閑適自得清新自然的田園生活畫卷。其四言詩杰作《歸鳥》，借鳥兒眷戀林木，倦飛知還，道出詩人歸隱真意。《飲酒二十首》則表現(xiàn)詩人對現(xiàn)實和人生的深刻思考體現(xiàn)詩人淳真自然的藝術風格。第十九首：“拂衣歸田里……亭亭復一紀”。“一紀”是十二年，此時詩人已歸田十二年。然而，自辭彭澤縣令歸田以來，陶淵明雖一直過著隱居生活，但他并不能忘懷一切，《雜詩》其二有云：“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光陰如梭，壯志難酬的悲哀，深沉萬分。晚年的陶淵明還是關注社會與政治的，公元417年，劉裕北伐收復長安，滅后秦，業(yè)已五十三歲的陶淵明寫下《贈羊長史》一詩云：“圣賢留余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逾。”抒發(fā)了對收復中原與三秦的欣慰之情。五十六歲所作《讀史述徽章》和五十八歲作《讀山海經(jīng)》組詩，都寄托了豪情壯志。而五十九歲所作《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名為詠史，實為述懷，均表明晚年的陶淵明壯志未消，理想猶存。劉裕代晉，現(xiàn)實的黑暗政治使他不滿，而他又無力改變，于是他幻想出理想國——“桃花源”。陶淵明從二十九歲出仕到六十三歲去世，雖然貫穿著仕隱的矛盾，但其壯志從未泯滅。
陶淵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傳不廣。(梁)蕭統(tǒng)加以搜集整理，編了《陶淵明集》，并為之寫序、作傳。蕭統(tǒng)所編陶集雖然已經(jīng)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齊陽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悅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閣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礎上重編而成的。陶淵明的作品今存詩121首，賦、文、贊、述等12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zhèn)芜�不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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