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于死的感言
我不知道人類何時才能更理性地認識自己的生命，生命做為一種存在，必定要經過從生到死的過程。但我們偏偏對生那樣地寄予希望和幻想，對死亡那樣地忌諱和回避。泰戈爾曾經寫道：“使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這是生的境界，也是死的境界。
我有一個朋友是一家醫院的腫瘤科主任，有一次我在他的主任室，聽到不知從哪個病房傳來的痛苦的衰號聲，聽得我頭皮發麻，不用問就是癌癥晚期。我對這位主任說：“為什么不能給他減輕點疼痛”。主任嘆了口氣：“家屬不同意，說是影響治療效果”。“那還有救的希望嗎？”主任搖了搖頭：“也就在這一兩天。”主任接著說：“家中越有錢、兒女越孝順、單位越重視，他也許死得就越痛苦。”
我不知道這位朋友說的是不是帶有普遍性，但讓人安祥地離世，免去生的苦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安樂死”已經爭論了幾十年了，安樂死是70年代以來國內外醫學界、哲學界和倫理學界討論最為熱烈的問題之一，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見。“安樂死”來源于希臘文，意思是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的去世；二是無痛致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安樂死不僅是一個學術討論的問題，沒有一定的法律程序作保證，醫院是難以付諸實施的。有的國家如荷蘭安樂死已被法律認可，給予法律上的保證和監督。
我國由于幾千年傳統觀念的影響，推行安樂死還有一個艱難的過程和障礙。就是傳統意義上人們普遍不愿意接受死亡的現實，盡管在民意調查上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安樂死抱著相當的理解和支持。但只是停留在言語上，因為自己沒有經歷這件事，一旦自己或自己最親近的.人遇到了這事，他就會自然而然地考慮的比較多。這就是我們在很多領域里見到的觀念是創新的，可在付諸實踐時卻困難重重。與自己無關的事大可以慷慨激昂，但一涉及到自己，答案肯定在相反的方向。因此目前我國在安樂死方面仍舊是一個空白，估計離立法還有很長的距離。
在我國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但僅就這一狀態下的安樂死施行起來也困難重重，這樣就造成了以下幾種后果：首先是病人家屬和本人都要求結束病人的生命，但醫院怕擔法律的風險，不愿意實施，而由家人采取中止治療等辦法，使其盡快結束生命，致使病人還要忍受相當長時間的病痛折磨；
另一種是病人已處于垂危狀態，已無搶救價值，但病人在清醒時有過安樂死的意愿，但家屬及醫院都拒絕，他只能在無望的治療中忍受劇烈的疼痛，慢慢耗盡自己的能量，其做人的尊嚴完全拋棄。據報道，巴金曾向家人多次提出安樂死。被拒絕后他還向家人發過火，說不尊重他。巴金曾說：“長壽對我是一種懲罰。”他意識到他在為別人活著而不是為自己活著。為別人活著，意味著要犧牲自己，是非常痛苦的。巴金的這種精神痛苦比病痛帶來的肉體之痛強過百倍。這種生不如死的痛苦使巴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死。巴金在《病中集》中說：“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滿懷著留戀的感情。”巴金曾說：“要是真有一個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愛人相會。”
還有就是病人用相當殘忍的方法自我了斷，比如服毒、割腕、上吊、跳樓、臥軌、溺水等，如果不成功，則要忍受雙重的折磨。
尊重生命，尊重活著的每一天，才是真正尊重自己。我們都知道一個垂死的人在醫學無法施展治療的時候，如果采取減緩的保守療法，在短時間內的確可以延緩他的生命，但卻耗費了大量的醫療資源和家庭積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生者的不公。既然生存權是一種權利，當事人當然既可以選擇享受，也可以選擇放棄。我們沒有決定自己生的權利，如果連結束生命的權利也沒有，那我們的人權又從何談起呢？
我希望每個人生存的每一天都能感到自己的存在，都能觸摸陽光的溫暖，都能認識到自己的存在對別人幫助，都能體會尊嚴的力量。如果我什么也感覺不到了，我就可以自由地決定對自己的放棄，留給活下來的人一個完美的形象。生于這個世界我給人們帶來的是歡樂，離開這個世界我也希望帶給人們以快樂。這就是我對生死的感言，
也許有一天，人們終于有權力把握自己的生死，我更希望，這種權力帶給我們的是生命的安樂，而非死亡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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