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儀與蘇秦都以合縱、連橫的政治權術游說各國，達到富貴的高位，使天下人爭相效法。還有個魏國人公孫衍，名號犀首，也以能說會道著稱。其余的蘇代、蘇厲、周最、樓緩，紛紜而起，遍于天下，以合縱連橫一爭高下，多得舉不勝舉。然而還要數張儀、蘇秦、公孫衍當時名聲最為顯赫。
孟軻(孟子）論之曰：有人說：“公孫衍、張儀難道不是大丈夫嗎？他一怒而使各國恐懼，安居時又能使兵火息滅。”孟軻說：“那豈能稱得上大丈夫！君子處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帶領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潔身自好，獨行正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 以上部分內容摘自資治通鑒。
在鬼谷子先生的弟子中，蘇秦、張儀、孫臏、龐涓是最著名的，可他們卻分別成就在政治與軍事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太史公曾評價張儀蘇秦說：“此二人真傾危之士！”，太史公曾特別贊揚張儀，稱他為“大丈夫”。除了四大弟子之外，鬼谷先生其它弟子對歷史的貢獻也很大，包括李斯、商鞅、毛遂、徐福、甘茂、司馬錯、蔡澤、李牧等人，都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柱石一般的人物，為所有人所熟知。
很多人認為，鬼谷子的學說是術的學問，這是大錯特錯的，我們可以將所有的知識分成兩部分：知與行。表觀來看鬼谷子先生顯示的是行的學問，可是任何”行“的行動，都必須建立在知的基礎之上，沒有知，就是蒙住眼睛的瞎馬，如何行？
明朝的王陽明，有知行合一的學問，實際上從鬼谷先生就開始了，因為沒有知就沒有行，在知的基礎上建立行的學問，就是知行合一，所以，鬼谷先生的弟子每一個都是響當當的（用現在時髦的語言來說，既能認識世界，也能改造世界），幾乎都是影響歷史的重要人物，商鞅對秦國和戰國的最終結局有很大影響，司馬錯也是秦國重要的人物，力排眾議支持秦王先取巴蜀，走出秦國統一天下的第一步。李牧是戰國時期趙國軍事家，與白起、王翦、廉頗并稱“戰國四大名將”。
鬼谷先生有位朋友就是墨子，墨子的弟子最終將孫臏救出魏國到了齊國，墨子先生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樣的不得志，因為也是注重行動的人。
可是，到了孟子先生那里就變了味道，“那豈能稱得上大丈夫！君子處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帶領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潔身自好，獨行正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君子處世自然必須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難道蘇秦、張儀、孫臏、龐涓憑自己的本事讓本國強大、抵抗外辱、爭霸列國就不是堂堂正正？就不是正道？得到的富貴是勞動所得，并不是竊取，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孟先生的評語過于武斷了。后半句“得志便帶領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潔身自好，獨行正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也有很大的問題，得志的時候同行正道自然沒有問題（實際上很成問題，中國歷史上的成功人士，絕大多數在起始的時候都以為民請命的名義，但最后基本上都是機會主義者，固化成自己的利益，讓中國的歷史不斷轉圈），不得志的時候”潔身自好，獨行正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做得到嗎？孟先生或許做得到，因為他被后世尊為圣人，但其它人哪？普通百姓哪？兵災連連的時候，人們的生存面臨危機，甚至明天就餓死，讓他們”潔身自好，獨行正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國歷史上更多的是附勢趨炎之徒，像辛棄疾先生那樣有一根硬骨頭的人是稀有的。
孟先生的學問教人為人處世的道理是非常寶貴的，可以潛移默化地改變社會，但很大程度上是為周王室服務的學問。鬼谷先生的學問是以認識社會為基礎，改造世界為目的，認識世界并改造世界才能造福眾生。如果僅僅能認識世界卻不去改變世界的人，只能算半個圣人，甚至可以說是自私的人，為了自己的虛名（潔身自好，獨行正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帶領大眾改變世界，不是自私嗎？如果因為自己沒能力改變世界造福社會，讓大眾過上安寧的生活，卻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敷衍，半個圣人都算不上了。
有人說，中國歷史是泥人。中國的文化何嘗不是泥人，如果不能透過表面現象看本質，很多時候就只能像趙本山老師說的：被忽悠。
摘自如松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d17ece0102vn4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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