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是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代，紛繁復雜的階級斗爭極為激烈。在小說《九三年》中，雨果以深邃的社會歷史眼光和磅礴雄偉的氣魄，描繪了一幅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真實生動的歷史畫卷。書中驚心動魄的情節，尖銳的矛盾沖突，雄偉的氣勢，濃烈的色彩，使這本書成為一部不朽的杰作。
《九三年》以共和軍平息旺岱叛亂為中心事件， 通過對三個主要人物的塑造，表達了作者的人道主義理想。1793年法國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前候爵朗德納克在旺岱小鎮糾集幾千農民叛亂。國民公會派遣教士西穆爾登到岱旺的一支平叛部隊當政治委員。這支共和軍的年輕司令郭文是被作者給予美好理想的人道主義者。后來，朗德納克被圍困，他以被他劫走的三個小孩做人質，要求換取自由，被郭文斷然拒絕。由于偶然原因，朗德納克得以逃脫，當他看到三個小孩困于火海中的慘況時，人性使他回來解救孩子而自愿落入共和軍手中。郭文震驚于朗德納克的人道主義精神，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將他放走，自己承擔全部責任。作為郭文的老師，西穆爾登視郭文如己出，他理解郭文放走朗德納克的人道沖動，但國民公會的鐵的紀律和他執行革命紀律的堅強意志戰勝了私人感情。西穆爾登最終下令處死郭文，在郭文人頭落地的一剎那，他承受不住沉重的打擊，舉槍自盡。
這個跌宕起伏、攝人心魄的故事寄寓了作者的人道主義理想，被認為是雨果畢生追尋人道主義的自我總結。而這份以血淚培育、用生命祭奠的理想中包含了作家對革命的沉痛反思和對革命暴力的深刻考量。雨果支持革命、贊美革命，它的人道主義理想首先從肯定革命中體現出來。
在雨果眼中，資產階級大革命把法國從封建專制的奴役下解救出來，是人道主義原則的巨大勝利�！毒湃辍防铮ㄟ^退而馬克、佛萊莎母子等形象，憤怒的控訴了封建統治的慘無人道。巴黎街景的速寫則表現了革命給人民群眾帶來的無比歡樂。
與此同時，他也認識到革命暴力的重要作用和意義。郭文在臨死前說過：“文明有它的瘟疫，這陣大風(革命)治好了它。也許大風選擇得很不夠好�？墒撬袆e的辦法嗎？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風暴為什么這樣猛烈。”雨果認為用資產階級革命暴力消滅封建專制，是革命的天職，是為了實現人類的理想，這是他人道主義思想的另一個重要前提。在此基礎上，雨果對于如何使用革命暴力，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不懈的探尋，這在19世紀歐洲人道主義作家中，是難能可貴的。
西穆爾登是作者頗具匠心塑造的一個革命者的典型。在實踐了自己對國民公會的諾言，判處郭文死刑后，他才真正感到這條法律的殘酷和無情。他的死，除了難以承受的心靈痛苦之外，還源于對現實殘酷多變的迷茫：昨天還是生死與共的戰友，今天卻由他下令處死。革命在打擊敵人的同時，為什么也對準自己的戰友？雨果指出，西穆爾登的悲劇就在于“他有著劍一樣盲目的準確性，只對準目標直飛去，在革命中沒有什么比直線更可怕的了!”
郭文更多的寄托了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在革命斗爭中，他既能英勇地獻身革命，又能有能維護人道主義原則。但是，當面對朗德納克的人性回歸時，他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對付一個“用一件犧牲行為贖回了他種種野蠻行為”的朗德納克，革命如果 “用一種野蠻的手段去回答這種慷慨的行為”，那就是革命的“弱點”，共和國的“貶值”。最終他選擇了獻身于人道主義，但是郭文的回答并不是雨果的回答。作者懲罰他的錯誤，把他送上了斷頭臺，因為他“忘記了法蘭西被出賣給了英國，放走了祖國的兇手”。雨果也肯定他的思考：在朗德納克舍命就了三個小孩之后，處死他是否是唯一正確的呢？在這里，雨果指出暴力并非萬能，革命不僅僅是在肉體上消滅敵人，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和道義上戰勝敵人。
“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雨果的人道主義與革命、進步并不對立，它不是凌駕于革命斗爭之上的指揮棒，恰恰相反，雨果的人道主義建立在革命基礎上，是對革命前途的思考和革命意義的升華，是革命徹底勝利、社會不斷進步的歷史必然。這就使雨果遠遠高于當時那些狂熱迷信暴力的革命家和反對任何暴力的人道主義者。
“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可以作為解讀雨果思想的一把鑰匙，他成了其后不斷壯大的西方左翼思想的先驅。雨果推動思想和言論的自由，贊賞一切社會進步，他的理想是結束以惡制惡，他看到戰爭給百姓帶來的無盡痛苦，因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建立一個歐洲聯邦。雨果的真正作用，是他通過文學作品對整個社會進步的推動和影響。西方現代社會對于人的人道主義思考，起自盧梭，但真正將之發揚光大的，當推雨果。二百年來，雨果的人道主義理想沒有消亡，西方社會的社會發展史的的確確是循著雨果理想的道路一步步走過來。（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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