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我看北大往事，看孔君把生活瑣事演繹得如此浪漫，如此大氣，真如聆聽了仙樂，只怕西方極樂世界中迦陵鳥一起鳴叫，也只這么好聽。便好了些名士精神，在一個大雨滂沱之際，撐著油紙傘，逛了一大圈北大。果然好風景！但見春色遙看，似有還無；古槐參天，翠鳥啾啾；湖光粼粼，楊柳依依；更想到此中積淀著許多人文精神，手舞足蹈；以為不虛此行。
挑起這個話頭，是因和朋友聊天的一個話題。朋友畢業于清華大學，當時正為失去戀人形銷骨鎖，但伊一提起清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校訓便會異常的亢奮起來，在夕陽的照耀下，仿佛翩翩驚鴻。而論及北大精神之時，作痛心疾首狀，以為要把從京師大學堂到今天的北大演繹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卻是非常艱難了。
這話也許有些過，但是把今天的北大和以前的北大做一個比較，二者的不可同日而語卻是顯然的。不是說今天的北大多了些權力，多了些技術，而是說整個人文精神存在的土壤發生了質的變化。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不再是寬容的北大，而成為道德主義的北大，東方不敗式惟我獨尊的北大。你現在看看今天的燕園，你接觸接觸北大的學子，你還能感覺到無欲則剛的境界嗎？你還能感覺有容乃大的氣魄嗎？在許多人的心中，北大成了夸飾的北大，飄渺的北大，北大人生活在自己營造的太虛幻境中沾沾自喜，卻全然不知北大已異化作清談的魏晉。發揚蹈厲的青春氣息塵封在歷史的記憶里，磅礴昂揚的激情已落成閣樓里點點的燕泥。
先從余杰談起。據說此公自從《火與冰》發表后，就成了良知的代言人，就成了道德的評價者，很有些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味道，無數深刻沉痛的思想如落葉兮紛紛而下。話說一日，此公端坐向陽門第，閉目思索軍國大事，憂心忡忡，俄而焚香三柱，向孔子神龕叩首，俄而飲酒一杯，遙祭道德文章。眉宇緊鎖愁結，不平顯溢言表。舉起如椽大筆，要求南方一位余姓人士謝罪。那位余姓人士我也是久仰的很，同樣屬于思索苦難人生的道德標榜者。遙聞惡語相加，自然不甘示弱。二人筆仗猶如中原鏖戰，雙方支持者均祭起了理性與道德的大旗，搖旗吶喊，一霎時與保爾蓋茨誰是英雄的問題難分軒輊，堪稱雙壁。我不禁要問，誰給了余杰這么大權力，用老練的文字斬首別人的靈魂，用抽象的道德話語建構道德的裁判所。這是未名湖百年以降的人文傳統嗎？從什么時候開始北大精神從對時局的關注轉移成對過去無休止的糾纏，又是什么時候起北大精神從對過去心平氣和反思變做心浮氣躁的道的評判？！而北大學子又是協作者從一個個鮮活的面孔變成了冷冰冰的圣徒？
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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