淵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晉書?隱逸列傳》
“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不解音律的陶潛撫琴，緣何也能自成高韻？下文中，我用精通音律的嵇康、王維同陶潛做個比較，看看陶潛到底是如何無聲勝有聲。
嵇康、陶潛、王維都生活在丑惡的時代，承受著失敗的人生，作為同樣具有濃厚哲學家氣質的藝術家，他們內心都是“沖淡”與“不能沖淡”的統一。所不同的是，嵇康和王維在“沖淡”與“不能沖淡”的統一下，最后的情感落腳點是“不能沖淡”。嵇康表現為清峻剛烈，王維表現為頹廢消極。與他們相比，陶潛在“沖淡”與“不能沖淡”的統一下，最后的情感落腳點是“沖淡”，他既沒有像嵇康那樣公開地批評當局，反對劉氏篡晉（嵇康公開反對司馬氏篡魏），也沒有像王維晚年那樣死氣沉沉，一味地從宗教思想里尋求解脫，而是把自己與自然化為一體，不去有意識地追求生命以外的東西，在自然的永恒中感受生命的意義。
嵇康、陶潛、王維三人在“沖淡”與“不能沖淡”中情感落腳點的不同，直接決定了三人藝術表現力的高下。比如，論詩，同樣是望山懷遠，嵇康的代表作是“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贈兄秀才入軍詩之十四》），王維的代表作是“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陶潛的代表作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飲酒詩之五》）。三首不朽名作，嵇康勝在瀟灑脫俗，王維贏在詩情畫意，陶潛則妙在淳樸渾厚。然而，細細品讀下，嵇詩與王詩仍有雕琢之痕，分別展現出嵇康、王維的性格特點和審美情趣，可謂“以我觀物”。相反，淵明詩表現的則是人人都可見的景象，樸素自然，以物觀物，沒有主觀的雕琢之筆，詩格更上層樓。
這則故事里，陶潛撫琴，的確不及嵇康的瀟灑，沒有王維的儒雅，然而陶潛仍然可以通過這張不會發聲的琴，抒發他平淡玄遠的生活情趣，寄托他崇高深刻的人生理想。這就好似大自然的天籟之音，沒有宮、商、角、徵、羽的束縛，也沒有do、re、mi、fa的限制，卻一樣能使人愉悅，一樣能讓人陶醉。只要聽懂了聲音的寄托，何須絲竹亂耳呢？
后來，許多大藝術家都被陶潛“無弦彈琴”的高雅情趣所感染，紛紛效仿和贊頌。唐代詩仙李白就曾寫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弦，漉酒用葛巾。”（《戲贈鄭溧陽》）大詩人劉禹錫更是在《陋室銘》中，明確指出“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此處，素琴即陶潛的無弦琴；絲竹即有弦的樂器）。宋代文學家宋祁也寫下《無弦琴賦》：“隱六律于自然，視之不見；備五音于無響，樂在其中。”大文豪蘇軾更是先為陶潛贊道：“尚恨琴有弦，出魚亂湖紋。”（《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后又進一步發揮寫下著名的《琴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東坡此詩的弦外之音，即琴聲既不來源于琴，也不來源于彈琴的手指，而是發自人的內心，可以說，是陶潛“無弦彈琴”的真正知音。
小時候，筆者是前槍炮玫瑰樂隊主音吉他手Slash的瘋狂粉絲。與許多搖滾樂愛好者一樣，那時，我常常在電視機里反復放著《十一月的雨》的MV，然后，拿起吉他，比比劃劃，擺擺Pose，幻想自己就是MV里那個教堂外耍著吉他超酷超IN的Slash。盡管一直到現在，我的吉他水平與Slash相比，仍有云泥之別。但是，我仍然喜歡，有事沒事，取下掛在床頭的吉他，彈彈唱唱，自得其樂。或許有時會荒腔走板，或許有時會不知所云，但這其實都不重要，因為我的思緒在隨著旋律舞蹈，我的靈魂在跟著節奏跳躍，我的心靈蕩漾在一片清澈的藍天里，感到自由、滿足和溫暖。或許這就是陶潛所說的“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或許這就是現在流行的“我行我秀”，但管他呢？
河內司馬氏
發源地：河內溫縣孝敬里（今河南省溫縣招賢鎮安樂寨）。
魏晉著名人物：一代梟雄司馬懿，龍兄虎弟司馬師、司馬昭，一統天下司馬炎，弱智皇帝司馬衷，繼統江左司馬睿。
家風：傳統儒學世家轉為傳統玄學世家。
東漢末年，河內司馬氏是根基頗為深厚的傳統儒學世家，家族內司馬朗、司馬懿、司馬孚、司馬旭、司馬恂、司馬進、司馬通、司馬敏族兄弟八人，因為字都有一個“達”，而在當時被稱為“司馬八達”，可見其門風之盛。其中，司馬懿的三弟司馬孚對儒學尤其虔誠。晉代魏后，司馬孚哭著拉著魏元帝曹奐的手說：“臣到死的那天，也是魏國的臣子。”后來，司馬孚臨終前在遺書中寫道：“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可見，其一生奉儒守業，至死不變。
河內司馬氏雖為傳統儒學世家，但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人作為政治家，卻頗懂變通。司馬懿晚年與曹爽爭權時，以崇尚儒學自重，團結了高柔、盧毓、鐘毓、傅嘏等曹魏政權的儒學務實派，與曹爽陣營的何晏、夏侯玄等代表的玄學清談派涇渭分明。
但司馬懿父子在取得曹魏實際控制權后，一方面以禮教的名義大肆殺戮異己，一方面對樂于投靠的玄學名士又都委以重用。“竹林七賢”中的山濤和王戎后來均位列三公，對于阮籍、劉伶、向秀這樣不愿合作但又不明言反對的玄學名士，司馬氏政權也樂意給他們個“閑職”養起來，裝潢門面。
實事求是地說，司馬懿父子絕非虔誠的儒生，倒是與曹操的務實和通脫頗為類似。司馬懿在戰場上，曾對對面那個羽扇綸巾、瀟灑從容的諸葛亮由衷地贊嘆，稱：“真可謂名士矣！”司馬師早年更是沐浴風流，常與玄學名士攜手郊游，并與正始名士何晏、夏侯玄齊名。司馬昭對禮教的態度則更加曖昧，對竹林名士阮籍在守孝期間，飲酒吃肉，彈琴唱歌的行為，百般維護，加以力挺。
如果說司馬懿父子對儒學和玄學的態度有些曖昧的話，那么到了司馬炎這一代，河內司馬氏就基本完成了從儒學世家到玄學世家的家風轉變。雖然司馬炎表面上服膺儒教，提倡以“孝”治國，并親自素服為父母守孝三年，但實際上司馬炎作為貴公子，他的生活觀、價值觀早已玄化，他的“以孝治國”不過是略作姿態而已。后來，竹林名士王戎在服喪期間飲酒，“以孝治國”的司馬炎，非但不批評，反而表揚其為“死孝”，加以提倡。此外，對于其他后進名士，種種放蕩甚至亂倫的行為，司馬炎也只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加干涉。
司馬炎的祖父、伯父、父親都是權謀高手，他自己也能協調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頗得“人治”精要。可是，他的兒子晉惠帝司馬衷卻是一個弱智。可見，民間俗語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此說不確。
東晉立國江左之后，基本上“主弱臣強”，司馬氏皇帝必須倚靠大士族的擁護，才能把受到士族強力鉗制的皇位坐穩。東晉門閥政治也成為中國皇權政治的一個短暫的異化和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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