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啟陣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據(jù)孟子說，孔子在寫出《春秋》一書之后，曾經(jīng)發(fā)出過這樣的感慨：“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顯然，孔子的預測并不準確，后世人們了解孔子思想，主要并不通過他編撰的史學著作《春秋》，而是通過他的門人輯錄的他和幾位高足的談話錄《論語》。孔子在日后的毀譽，跟《春秋》一書基本上沒有關系。換言之，后人并未因為他的著作《春秋》而分化為“挺孔”和“倒孔”兩派。
古往今來，使得后人分化為針鋒相對的“挺派”（知：欣賞，理解）和“倒派”（罪憎恨，反對）兩個陣營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當數(shù)曹操的一首題為《短歌行》的詩歌。
晚唐詩人皮日休《七愛詩李太尉（晟）》云“仁于曹孟德，勇過霍將軍。”雖然沒有說明是根據(jù)什么把曹操當作“仁愛”的代表人物，但揣摩其中語意，似與曹操《短歌行》有關。明代學者胡應麟說曹操《短歌行》兩首，其中第二首“首言西伯，次齊桓，又次言晉文，則終篇皆挾天子以令諸侯，三分天下之意，而猶以‘尊王攘寇，臣節(jié)不墜’為盛德。噫！孟德之心，不待分香賣履而后見矣。”（《詩藪內(nèi)篇》卷一）明代文學家譚元春品評曹操詩歌，取曹操本人的四句詩“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和“水何澹澹，山島竦峙”作為評語，稱“此老詩中有霸氣而不必其王，有菩薩氣而不必其佛。”在品評《短歌行》“契闊談宴，心念舊恩”兩句詩時說：“人知曹公慘刻，不知大英雄以厚道為意氣。”（《古詩歸》卷七）
宋代理學家朱熹說：“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他也是做得個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竊了。”“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若曹丕，但說飲酒。”（《朱子語類》卷140）宋代詩人兼詩論家劉克莊舉出《短歌行》“山不厭高”等詩句，認為曹操以周公自擬，是大謬不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3）。劉履亦說：“‘周公吐哺’，為王室致士，若操之致士，特為傾漢計也。”（《選詩補注》卷二）明人謝榛曾說：“魏武帝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既以周公自任，又曰：‘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老瞞如此欺人。”（《四溟詩話》卷一）清人王堯衢：“《短歌行》，孟德于功業(yè)未建之日，當宴飲而作此歌……孟德以傾漢為心，其借口周公，不異王莽。”（《古唐詩合解》卷三）清人朱乾認為，曹操《短歌行》“不言文王周公，便言齊桓、晉文；不言唐堯、虞舜，便言許由、伯夷”，處心積慮，為的是他兒子曹丕日后篡漢方便。他又說，詩中“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意為延攬英雄以圖天下（《樂府正義》卷六）。
同樣的幾句詩，有人讀出仁義忠厚，有人讀出篡位謀反，差別之大，古今罕見。
不過有一點是兩派共同的：都承認曹操的詩寫得好。挺曹操的一派不必說了，值得一說的是倒曹操的一派。舉兩個例子，清代文論家方東樹，一方面，“浩氣奮邁，古直悲涼”“雄恣真樸”“雄直高大”“悲痛哀遠”“莽蒼悲涼，氣蓋一世”“真樸雄闊遠大”……對曹操的詩歌贊不絕口。但同時，對曹操其人品卻竭力詆毀，“……曹操凌君逼上，天下不知有帝，其惡塞于天地”（《昭昧詹言》卷二）。清代另一位學者潘德輿也是如此，一方面將曹操歸入亂臣逆黨之列，恨不能世上編選詩歌、閱讀詩歌的人都不要選入、閱讀曹操的詩歌；另一方面，又承認，曹操的《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詩，藝術成就都在晉、宋時期的作品之上（《養(yǎng)一齋詩話》卷三、卷七）。
表面上看，那些“倒曹”派似乎都有不因人廢詩的美德，但是，看他們詆毀曹操人品時，除了《短歌行》等詩歌之外，并未提供什么像樣的證據(jù)。因此，我懷疑，他們的潛意識里，多少有些嫉妒曹操文才的成分。寫到這里，我突然冒出一個好奇的念頭：倘若曹操不是一個成就高影響大的詩人，留下了自比圣賢、性情畢現(xiàn)的《短歌行》等作品，而像劉備、孫權等人一樣，裝傻扮低調(diào)，沒有留下什么文學作品，他還會被后人描繪、塑造成“亂世奸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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