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主張兼愛
由于墨家主張愛無差等，而儒家主張愛有差等。換句話說，在愛人的問題上，墨家強調同等，儒家強調差等。《墨子》里有段話說明了這個分歧，有個巫馬子對墨子說：“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于越人，愛魯人于鄒人，愛我鄉人于魯人，愛我家人于鄉人，愛我親于我家人，愛我身于吾親。“(《墨子耕柱》)
巫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說“愛我身于吾親”，很可能是墨家文獻的夸大其詞。這顯然與儒家強調的孝道不合。除了這一句以外，巫馬子的說法總的看來符合儒家精神。因為照儒家看來，應當愛有差等。
談到這些差等，孟子說：“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辯論時，問他“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對于兄之子的愛，自然會厚于對鄰人之子的愛。在孟子看來，這是完全正常的；人應當做的就是推廣這種愛使之及于更遠的社會成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善推其所為”(同上)。這種推廣是在愛有差等的原則基礎上進行的。
儒家主張愛有差：子路“百里負米”
親情至上 古人的《二十四孝圖》解
愛家人，推而至于也愛家人以外的人，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過來說也就是行“仁”，這都是孔子倡導的。這其間并無任何強迫，因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側隱之心，不忍看得別人受苦。這是“仁之端也”，發展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愛人。但是同樣自然的是，愛父母總要勝過愛其他一般的人，愛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觀點是這樣。墨家則不然，它堅持說，愛別人和愛父母應當是同等的。這會不會弄成薄父母而厚別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等的愛。孟子抨擊“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的時候，心中所想的正是這一點。
在愛的學說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后的許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過。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分歧。這就是，儒家認為，仁是從人性內部自然地發展出來的；而墨家認為，兼愛是從外部人為地附加于人的。
也可以說，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沒有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人應當行仁義？
不過他的回答是根據功利主義。他強調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強迫和誘導人們實行兼愛，也與儒家為仁義而仁義的原則不合。若把第五章所引《墨子兼愛》篇的話與本章所引《孟子》論“四端”的話加以比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兩家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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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儒家強調有差別的愛，愛父母勝過愛其他人，所以其對于法律的態度是比較曖昧的，不是公開抵抗，而是爭取繞過。
這方面有兩個故事：一個是關于孔子的，有人和他說，在自己的國家父親偷了羊，兒子就去舉報。孔子說，自己的國家，父親偷了羊，兒子替父親隱瞞，這里有道。
另外一個是孟子里講的，如果舜的父親殺了人，舜是否會將其繩之以法。孟子說不會的，如果是舜的父親殺了人，舜會辭去王位，帶著父親逃走。如果后來還是被抓到了，舜也不會做抵抗，而是去探監。
從這兩篇文章可以看出，儒家認為親情大于法律，但又不是公開的抵抗法律。正式這種差別的愛，導致法律公平正義的缺失。雖然古代強調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大多也就是做做樣子，如果涉及自己的親人，大多還是要尋找變通的辦法。
從這點也可以說明，中國為什么是人治，而不是法制。人治以人情、人心為基礎，法制則以公平正義為基礎。
中國古代最有可能成為法制的思想，個人認為是墨家，墨家提倡無差別的愛，愛自己的父母同愛別人的父母一樣，這樣才有可能公平、平等得看待身外的每一個人，才會遵重一視同仁的法律。
墨家的思想也會導致父母、兄弟、子女之間的親情的平淡，這很類似當今的美國，孩子不是屬于父母，而是屬于國家的公民，家族間的親情很淡漠，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公平、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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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張世英的《在基本人權平等前提下容許差等之愛》
……（前略）攘羊不過是“尋常之過”，是小事，故可隱，若有“大惡”，自當犯顏、不隱。但是，對于“父子相隱”的這種解釋在孔子那里并不是很明確的。聯系到孟子所講的舜“竊負而逃”的故事（這里所涉及的遠非攘羊的“尋常小過”，而是殺人的“大惡”），我們仍然可以說，在孔孟那里，“孝悌”親情占有突出的地位。孔子的 “仁”包含“推及”和“差等”兩層含義，“仁”作為孔子所樹立的最高道德標準，其本意誠然更著重在“推及”，著重在將愛推及他人，而不是強調“差等”，不是要主張少愛他人。但由于孔子的“仁”是自“孝悌”親情始，這種自然感情所具有的差等的屬性，便不能不使孔子以及后世儒家所講的“仁”打上了較深的親情倫理的烙印，這是孔子和儒家的“仁”不同于西方人所講的平等之愛的重大不同之處。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孔子的“仁”始終沒有發展成為在其面前人人平等的道德原則以至法的原則。親情倫理以至由此而產生的以法屈情的局面長期存在著，它適應中國的家族制度與封建社會制度的穩定。
與先秦儒家同時的墨家倒是提倡平等之愛，即所謂“兼愛”。“兼愛”與儒家之“仁”愛的根源不同：后者源于人之天性，所謂“天性”也就是人之自然本性，因此也可以直截了當地說源于人，“仁”不過是親情的向外“推及”，故仁愛是差等之愛。墨家的“兼愛”之根源則不在人而在“天”，此“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志的“天”，墨家稱之為“天志”或“天鬼之志”，在這種超越現實的有人格意志之“天”的面前，人和人是沒有遠近親疏之別的，“天志”兼愛天下，故“兼愛”之愛是平等之愛，而非差等之愛，這就有些類似西方基督教所提倡的愛，基督教之愛的根源在上帝，故基督教之愛亦是平等之愛，而非差等之愛。（當然，基督教徒個人亦有在自己的實際思想和行為中不可避免地摻雜一些差等之愛的天然本性，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墨家與基督教都因提倡平等之愛，而樹立了一個超乎血緣親情之上、制約著血緣親情的最高的道德原則。從我們今天社會發展的形勢和需要的角度來看，墨家與基督教所樹立的這個最高的道德原則比起受血緣親情所籠罩的“仁”德來，在某種意義下有其優勝之處。當然，這里只能是批判地吸取和改造，而非原封不動地照搬，至少，有人格意志的“天志”、“鬼志”和“上帝”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同時，我這里還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完全無意將平等之愛與差等之愛絕對對立起來。我主張當今的社會應在以平等之愛為基礎、人人平等享有基本權利（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高原則之下，允許人有血緣親情的差等之愛的空間。反過來說，這也就是不允許血緣親情之愛發展到違反上述最高原則的地步，否則，就為法律所不容。由于舊傳統的影響，我們今天更需要強調的是建立以平等之愛為基礎、人人平等享有基本權利的最高原則。如何建立這種最高原則呢？如前所述，我們顯然不能搬來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也不能重振我們的墨家的“天志”。我們不妨看看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所講的“仁”，在孔子之后，是否有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跡象，以便從中獲得一點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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