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寫于1985年；因為是發(fā)一種“生命的感慨”，所以注定了它的抒情色彩，因我不善詩作，它就成了散文。所以說體裁這東西，往往非作者的刻意選取，實在只是一種自然結(jié)果。
這篇文章寫作的契機，現(xiàn)在回想，應該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一次全家三輩四口人的散步，的確如文中所說：初春，南方的原野，哄了一陣才將母親帶上路……當時我兒子正上幼兒園，他叫“前面也是媽媽和兒子，后面也是媽媽和兒子”也是真的。但是當時我們的笑，是為小家伙的出語機靈而興奮，像所有年輕的父母一樣，以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或者至少也有過人之處──你看他小小年紀便懂得歸納，將來豈不是個哲學家?
第二個契機則較有理性色彩。我與來西南政法學院進修中國民事訴訟法的美國漢學家柯爾特先生相熟后，常就中西文化的異同進行淺層次交談。出我意料的是他對中國文化中的“孝悌”的看法──他將其拆開，反對“悌”(他說弟弟沒有必要高看兄長)，而對“孝”，卻大加贊賞，說中國人的敬老愛幼，是“文化的精髓”，又說英國哲學家培根說過，“哺育子女是動物也有的本能，贍養(yǎng)父母才是人類的文化之舉”，這個，全世界數(shù)中國人做得最好，云云。他還同我一起看過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說這種“由政府出面召集，全國像一家人在過年的事，在美國是不可想像的”。
我們自己丟掉的，發(fā)達國度的人卻拾起來，如獲至寶，這使我感慨不已，開始重新正視這份看起來很陳舊已無什么油水的民族遺產(chǎn)。寫作的念頭就產(chǎn)生了。
選材時，我最終確定第一個契機為文章的外延，或曰思想感情之載體，是這樣考慮的：
(一)這是一次真實的散步，有真人真景及部分真事(細節(jié))，這樣，想像加工的部分便有了依托，較之純粹的虛構(gòu)更有實感；
(二)剛好三代人，主體“我”和“我的妻”，客體“兒子”、“母親”齊全，便于“導演”；
(三)說“導演”，是因為近年的散文寫作傾向之一，是情節(jié)化(也有稱細節(jié)化的)，總之寓理于事之風長，單純說理之風消；可讀性越來越被強調(diào)。
切入角度：強化“生命”，淡化倫理，一是因為倫理說得已經(jīng)太多，出新很難，二是“生命之說”不但本質(zhì)，而且人性與動物性的參照也出來了──只有人類才不但保護幼小的生命，而且善待衰老的生命。
所以成熟的生命，即所謂中青年人吧，其責任的沉重可想而知，其社會性，或曰倫理性質(zhì)，也暗暗滲透了出來。
而沉重的責任，自需背負，所以我在文中設計了──背：背小的，背老的；將整個世界背起來，中青年人責無旁貸。
而且為了突出“責任感”，特意改造出歧路之爭，由我裁決，不能兩全這個重要細節(jié)。事實是有歧路，無爭執(zhí)──祖母寵孫子，一下子就依了他。但不加改造，無以產(chǎn)生表現(xiàn)力。
而且那次也只背了兒子，并未背母親，但這之前是背過母親的。譬如1981年我們陪母親游都江堰，離堰水，景象略險，我便背著母親慢慢。那時母親尚不很老，似覺過意不去，我說你在我背上我還穩(wěn)當些。這倒是實情，所以母親說：“那么，倒是我在保護你?”。
所以說，如果從未既背過小，也背過老，也難想到背負這一幕。
所以綜觀此文之作，也不過暗合了一條文藝理論：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是而已，也無甚特別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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