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晴柔
孟子的思想來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發展為“仁政”的學說。他認為實行“仁政”，就必須“制民恒產”，讓每家農戶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有起碼的生產資料；“勿奪農時”，保證農民有勞動的時間；“省刑罰，薄稅斂”，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質生活條件；加強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苦難，企圖采用這些措施來緩和階級矛盾，以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不過它對發展生產還是有好處的。同“仁政”學說相聯系，孟子還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他認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取得和保持統治地位，因此他主張國君要實行“仁政”，與民“同樂”。對于殘害百姓的國君，國人可以殺。商紂王是歷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紂，他認為殺得對，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雖然有同情人民、譴責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還是維護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這種觀點長期以來成為替剝削制度作辯護的理論根據。
儒學社會政治層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強，同時也就減弱了儒學作為一般倫理道德修養和政治理想層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學那里，它是通過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啟發出人們遵守道德規范、追求理想社會的自覺。所以，儒學對于士大夫們的修身養性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墒�，當儒學的一些主要內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覺與否，自愿與否，都必須遵守的外在規范，因而它的修養意義和作用就大大地被減弱了。這樣，儒學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卻成了它在道德修養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機。
到了漢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學禮教（名教），一方面成為束縛和壓制人的自然感情的東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偽君子沽名釣譽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玄學乘此流弊而起，調和名教與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強調以“自然”為本。并且在理論學說上，玄學也明確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漢紀》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從玄學誕生以后，儒學盡管在政治制度層面仍然保持著它的統治地位，而在思想修養層面的功能，卻已為玄學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東晉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時期，佛教思想的影響又超過了玄學，在士大夫的思想修養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從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約七百年間，儒學只有那些體現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東西，在統治階層的維護下繼續起著作用。
盡管這一時期儒學文獻方面的研究也并沒有中斷，但像唐孔穎達編纂的“五經正義”之類的著作，除延續漢儒和玄學家的觀點外，并沒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學在人們的思想修養方面，也發揮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評論儒釋道三教的社會功能時，常說：“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保纤涡⒆诨实圳w昚語，轉引自劉謐著《三教平心論》卷上）這種說法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佛道的學說在人們的修身養性方面所起的作用遠比儒學為大。
兩漢時期儒學性格的重大變化，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儒學的兩個層面的社會功能的消長等，是很值得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問題。
三、中國儒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以程、朱、陸、王等為代表的宋、明、清時期的性理之學的儒學
佛道學說對廣大士大夫修養身心方面的巨大影響，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滿與不安。他們認為，以佛道理論修身養性將使人們不守儒學禮法，從而危及社會的統治秩序。于是，他們以佛教提倡出家有違忠孝之道，僧侶不僅不從事生產，而且其佛事活動、廟宇建筑等又勞民費財等為由，大肆進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的辟佛言論，大致就出于這樣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則注意到了佛教理論并不是完全與儒學相沖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與儒學互補，起同樣的效果。如韓愈的好友、著名文學家柳宗元，就指出韓愈對佛教的批評是膚淺的，是“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即指責韓愈不懂得佛教理論中所包含著的精華。他認為，“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這是說，佛教中有些道理是與儒學的《易》、《論語》中所說道理相合的，如果認真地研究和實踐，它對人們性情修養所發生的作用，與孔子儒家所說的道理沒有兩樣。而再有一些儒者則更為高瞻遠矚，他們借鑒佛道心性形上學理論，主動地去到儒學內部，發掘可與佛道相抗衡的理論與經典根據，并據此建立起儒學的心性修養的形上學理論體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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