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認識韓少功，只是從他的文章中讀出了他的活法。據他在文章中說， “想法”是“活法”的同義語，因此我要談的實是韓少功生存方式和態度的選擇，是他精神追求的一個取向。
韓少功通過自己的選擇，在這所謂后現代的時空里，在文學黯然無光的語境中，重新賦予文學以魅力。他選擇語言，因為語言是他精神的皈依，他對語言的渴求和敏感，來自于“蘇醒的靈魂”，他把這稱之為“心想”，并指出這種以“心”進行的書寫，是用“心血和心魂，用一生中全部怦然動心的回憶和向往”。
陀恩妥耶夫斯基在評價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時，這樣說：“到了地球的盡頭問人們：‘你們可明白了你們在地球上的生活嗎？你們怎樣總結這一生活呢？’那時人們便可以默默地遞過《堂吉訶德》去，‘說這就是我給生活作的總結，你難道能因為這個責備我嗎？’”如果人類精神能給堂吉訶德式的幻想，堂吉訶德式的追求，留下一點點空間，即使微不足道很小很小，即使瞬間剎那，那么生命之境定會擁有一個“潔凈的雨夜或一片星空”。這便是韓少功稱為新的圣誕。
韓少功的表達無以離開他的存在環境，為此他的“活法”，既有一種回腸之氣，又充滿了生命內在的苦澀和焦慮。對于世紀末人的主體喪失，人文精神泯滅，作者表達了深深的憂慮。從工業時代到電子時代的環境分析，作者進行了“沒有絲毫笑意”的敘述。從天文學、進化論、心理學到經濟學，等等，人被一次次拋向邊緣，生命的時間被技術的空間分割得支離破碎。但是我們無以逃脫技術的時代，技術文化已猶如魂靈般進入人的生命。它甚至可以將“人的血溫，脈跳，價值觀以及親切的情感”進行歸類分析，然后以編程的形式對人生進行“注解和表達”，于是，“來自生命深處”的“生動的原創力”就無以找到真正的獨特性了。因此“生命的原創力”已不再是它產不產生的問題，而是它經不經得住“技術分析”，有沒有突破技術分析的可能性。面對資訊爆炸的潮流文化對人的侵害，韓少功期待“道義和詩學的控制”，他希望“人心的自然”，能導致人類精神作“一次血淚中新的光榮東升”。
韓少功的想法是以獨語狀態表達的，屬于一種純時間性的書寫，僅表達自身的歷史存在。正如他在《心想》篇中指出的：“真理周圍沒有掌聲，喝彩和賞金”，“真理是寒冷的地獄”。這是一種貫注了理想圣光的孤獨。但是我認為絕對不僅于此，這種心的語匯，這種別樣人生的注解和表達，應該會獲得別樣的呼應。
首先，韓少功的人生態度，表達了人類精神對真實追求的執著。在當今仿造，拼貼，復制，到處充滿故作的姿態和面具的時代，能以自身的“活法”，以一種生命之氣，將心靈真實從層層操作文化的包裝中挖掘出，以本色的生命遭遇世間萬物。
其次，韓少功以自己的智慧和情懷，再一次指出人本與文本的互動，以自己為文的態度，來表達情感和人格實乃為“思維的路標”。這種文化道義的責任感是文學未來的希望。也只有這種本著對自身使命深刻反思的態度而形成的作品，才會讓人讀了以后覺得自己不再是以前的我。面對目前文壇現象，韓少功在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只是一些操作感很強的賣客，文場上屢屢得手卻骨血里從來沒有文學，就像在情場上屢屢得手卻從來沒有愛情”。因此，為文，首先要立人，正如魯迅先生所言：“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韓少功將為人與為文結合，將文學興趣與人生信念融為一體。這樣，無論是創作還是接受，都是在進行生命執著的意義追究和審美追索。
總之，韓少功將目前幾乎被消費文化遺忘的自然精神又重新醒目地推向了人的血性生命，為人類精神的自我敲響了警鐘。這將會使當今不能承受之輕的生命，得以在此獲得怦然悸動的會意的心之笑容，重新找到地面堅實的感覺。在價值信念為消費主義所取代的時候，詩人獨憔悴。韓少功表達出自己的精神選擇，這便是渴求對話的心態，他在尋找心靈的讀者。因為他的寫作不是為了開心，不是為了謀生，不是為了出人頭地，而是一種生存態度，一種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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