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旅游論壇 獨語天涯
自莫高窟回來已經快一個月了，雖然只是浮光掠影般的觀瞻，卻難以忘懷，胸中有一種寫作的沖動。
然而，面對莫高，我所能感受的只是自身的渺小與無助。
曾幾何時，我不屑于藏民對諸如岡底斯山的膜拜、伊斯蘭教徒進行的朝圣，總認為那是一種盲目的虔誠，總認為不識字的人是無法理解教義的，而如果不能明其所以自然就不能融入內里。
在莫高，在一片佛國圣境前，在一個多種文明交匯的空間，在一份厚重的歷史面前，我始明白，有些東西是不需要文字、知識就可以讓自身震憾的。即使再無知，在莫高，只要你是全身心投入進去，終究是會有感動和領悟的。
到莫高時正好是藏經洞紀念館開館之日，那是在原來的三清宮地基上建起的一座老式平房，里面擺放著王圓箓、蔣孝畹、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像與事，擺放著流失于國外敦煌遺書的復制品和相片。
在藏經洞紀念館的對面是舉世聞名的藏經洞，在莫高所有窟中被列為17號。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洞窟，洞門很小，室內也不大，擺放著一個叫洪譬（音BIAN）的和尚的像。洞外的墻上劃過多條不規則的沙線，向人們展示西北之地風沙的強勁與莫高曾遭受的自然劫難。墻上的壁畫已經黯淡了，迷離難辨，洞內則是空空如也，除了幾尊像外，就是游人嘈雜之聲的回響，留給人們對于敦煌遺書無限的幻想。就是這樣一個最為普通的地方，卻正是敦煌學的發端地，正是百年間許多歷史人物如何定位的爭論地。
在莫高，我覺得自己無法避開王圓箓。
一個文盲道士，走到三危山，看到了佛象，猶如象樂樽一樣受到了感悟，選擇了風沙漫天的洞窟作為自己終生的停留地。正是對宗教的虔信，王圓箓把自己的后半生三十余年永遠與莫高與敦煌緊緊聯系在一起。
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大約在1892年左右。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一個道士自覺自愿擔當起了守護佛教寶窟的重任（加繆一定會認為是荒謬）。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王的墓志上寫著1900年6月22日自己清掃沙土打開第17號窟時感受：“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有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余秋雨在《道士塔》中則是這樣寫王的：“他正銜著旱煙管，趴在洞窟里隨手撿翻。他當然看不懂這些東西，只覺得事情有點蹊蹺。為何正好我在這兒時墻壁裂縫了呢？或許是神對我的酬勞。”
余又說：“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
且先看看愚昧的王道士是怎么做了些什么？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土，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并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后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并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箓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于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愿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于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后最大的劫難，后來連醉心于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箓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圓箓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鐘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后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后，他怕極了，于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于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箓，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或許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藏經洞前聚滿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響著各種不同國籍的聲音，我隨著匆匆人流，對王圓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個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說的“道士塔”。我問導游：王圓箓葬在何處？他說在莫高窟售票處前面。我從洞窟中一路下來，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黃色的塔佇立在莫高窟陳列館前。在我所駐留的數分鐘內，我沒有看到還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細細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來是王的徒子徒孫們用來紀念王圓箓的，墓志上記錄了他的功德。他們建造了莫高窟眾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將一個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過歸還給了大地。
關于王圓箓我說了許多，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應該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20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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