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的險境和詭謬

發布時間：2016-8-23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一、引言

　　盡管有人不時聲稱，二十一世紀將是漢語的世紀，盡管有人預言，在不久的未來，一個嶄新的軸心時代將會在東方形成，漢語將會在世界跨文化的傳通中發揮著無窮的威力，但是，我們還是想說明：漢語實際上處于某種危險之中。這種危險性最尖銳地表現在它的大語種規模但卻仍然是少數民族的語用特點上。

　　關于漢語的優點和美質，世人似乎說得夠多了(比如，其形象的審美、單位面積的大信息涵蓋量；再比如，填詞的便捷性、詩歌語用的靈活性、隨意性等)。在此，我們不想重復這些夸張了的說法。由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漢語的優點是明擺著的，而缺點卻隱匿不顯，所以在本文中，我們想對其優點存而不論，僅想挑指它最嚴重的弊端，比如它的無神論起源，它的原罪伏筆，它的球體模型特征，以及它貪戀塵欲的唯在性等。

　　我們認為：漢語不管是作為意識的記號、儲存，還是作為思想表達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改變它精神意旨的方向，不變換它思想語用的策略，不替換它生物位格的定勢，那么，它的結局注定是悲慘的。這種悲慘指的是，僅在漢文化的生活圈子內，它才可能成為一種無可非議的所謂大語種，而就世界文化傳通的大范圍而言，它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種標準的少數民族語言。即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僅僅具有一種方言的性質。在世界范圍內，漢語僅是漢人自產自銷自用的一種自足性工具。它既不旁及其它，也不關聯異類。其詞匯既不契合世界普適的語法規則，其語句也不構成對另類語言的全息交流。似乎它更樂意閉合在一種自戀的“感覺良好”中，只滿足于在漢語言社會的內部或外部制造一個又一個的謎，而從不指望任何合乎理性的透射、進入、交流與表達。由于漢語本身所固有的信息內容及精神旨趣的指向，這就注定了它所能涉及的存在領域極其有限。一般說來，人類的語言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領域或者層面。這三個領域是：一、日常生活的領域；二、科學專業的領域；三、哲學文化的領域。這三個領域實際上代表了三個不同的世界。胡塞爾把第一領域稱為“日常的生活世界”。他認為這一領域是一個具有原初自明性的世界。這世界是最基本、最自明的，其語言與日常生活中的行為直接相關。第二領域，科學專業的世界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礎之上，但它不是直接自明的，它的語言作為一個整體與科學實驗之類的行為相關。第三領域，哲學文化的世界處于最上層，它的語言高度抽象，艱深難解，以間接的方式與人的政治行為和倫理行為相關。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語言的第一領域大抵屬于一種動物學、生物學的本能范疇；第二領域屬于一種社會學的理性范疇；而第三領域才指涉一種宗教神學的價值范疇。就漢語本身攜帶的信息和旨趣指向而言，我們發現它主要與第一個領域相關，甚至說成與之死繞活纏、水乳膠著也不為過。漢語的絕大多數語言事件都是指涉第一領域的具體內容。第二領域因為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的那套基本理論和概念框架，所以說漢語與科學專業化的世界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系，只是說這種聯系是間接的、旁敲側擊的，與第一領域相比，沒有那么緊密和牢固。至于說漢語和第三領域的聯系，我們認為這種聯系是極其脆弱的，甚至根本就沒有什么聯系，因為中國人語言的智慧似乎從來就沒有真正關注過第三領域的理論建樹。誠然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一些論述道德倫理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經》，孔子的《論語》，但它們并沒有涉及第三世界的論域，也沒有表達嚴格意義上的哲學文化主題。這些著作所表達的并非一般中國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訴求，而是一小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和士大夫階層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覺。如果一部著作沒有代言一般中國人的普遍心聲，如果一種理論沒有反映一般中國人的道德理想，我們就沒有理由說這部著作和這種理論是中國的，是隸屬于中國人民的。把少數中國人的文化幻想當作普遍中國人的情感訴求，這無疑是一種嚴重的失誤。這樣做的后果，不僅是荒誕的，而且是悲劇性的。因為此舉無形中夸大了中國人本不具有的良性品質，而同時又隱匿了中國人也許天生就具有的那種粗劣、疏懶的思想陋習。

　　語言的三個層次分別代表著三個不同的世界，那么，中西語言在這三個世界的相互轉譯上，其情形又是如何呢?由于第一領域只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事件，所以，中西語言在這一領域完全可以實現一種近乎全息對稱的轉譯。在科學專業的世界中，我們幾乎全套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術語，這是一個全盤照抄、拿來照用的過程，所以不存在任何不可轉譯的問題。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問題，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程度究竟如何的問題。我們認為，轉譯的問題只發生在第三個領域，即哲學文化的價值領域。關于這一領域的轉譯問題，過去人們一直存在著偏見。通常人們認為這一領域的不可轉譯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兩種語言其各含的內容差異和語碼的不同。其實，真正的情況要比這嚴重得多。何止是語碼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還在于，這是有和無的對立，是實和虛的一種極度反差，所以，在這一領域不存在任何轉譯，不可轉譯性是它固有的特征。

　　如果一種語言僅限于在擁有這一語言的單一民族內使用，那么，該語言的所謂語言優勢就無法突顯出來。因為同一語言在同一民族中使用，沒有可資比較的參序，它的優越性也無法得到證明。同種語言的同族交流，這是一種同質交流。這種交流的最大好處也許是能夠促成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造成民族成員間的某種思維均衡化。但從思想發生學和心智進化論的角度看，這種交流又有礙民族成員思想的生發和思維的發展，有礙民族個體心智的有效發育。至少從結果看，這種交流并非是一種最佳效果的交流。在這種同質交流的過程中，由于沒有異質語言和異質文化的因素介入進來，所以，也就無法促成固有思想的嬗變，也無法催化新思想的誕生。由于漢語是一種只糾纏于、浸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語言，相應地，它第二領域(科學專業化世界)的語匯就顯得相對地虧缺，第三領域(哲學文化的世界)也就成真正的闕如了。所以，在世界各民族語言文化的傳通中，漢語就無法發揮它有效的威力和最大的效用。我們認為，一種語言所攜帶的該語言文化，它在世界范圍內的覆蓋程度才是該語言優化和強勢的證明。很明顯，一種語言在世界范圍內的覆蓋程度并不取決于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數量，而是取決于此語言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夠流通的最大閾值，即取決于能夠流通的民族數量。使用某一種語言的人口數量僅僅說明的是一個生物學事實。即一個民族受純粹生物學法則的支配，自我繁殖的人口愈多，那么使用該民族語言的人口自然也愈多。這其中并沒有涉及到人的任何文化和理性的問題。如果用使用語言的人口多少來證明該語言的優勢，這是這個民族的生物學優勢，因為語言學優勢說到底它指的是一種文化優勢。語言優勢如同處于不同高度的水的位勢一樣，在一般情況下，水總是從高水位流向低水位，而不會相反。語言的流動與擴張也是從強勢文化的語言流布到弱勢文化的語言。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就像天平上的指針總是向砝碼重的那邊傾斜一樣。在民族語言的交流過程中，其強勢的表現不完全在于龐大的詞匯量及科學的語法結構，而在于各語言的原初取向、精神品質，在于它所隱含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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