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一中 周道琴
印象中作為“詩圣”的杜甫是一副堅守儒家陣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模樣，有“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襟懷；作為“詩史”的杜甫是一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的模樣，窮愁潦倒、百病纏身之際，還不忘登高書寫“艱難苦恨繁霜鬢”；作為“情圣”的杜甫，自與李白相逢就一見傾心極度推崇：“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一次交游就留下了“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的繾綣思念，感情是何其深沉！
總之，印象中的杜甫是嚴肅的，是謹慎的，是沉重的，是肩挑家庭和事業，心懷祖國和人民的。
可自讀了明代“公安派”創始人袁宏道所著的《徐文長傳》后，對杜甫又有了一點新的認識。文章寫徐文長在胡宗憲幕府作客時：“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徐文長的狂是有名的，作為一介生員的他對貴為巡撫，威震東南的胡宗憲，竟然“傲之”，狂得實在可以。當然他由才子式的疏狂一路狂去，終由佯狂而至真狂，且是后話。就在寫他作為幕僚傲視長官時與之相比的竟有杜甫！
杜甫真有這么狂嗎？原來這個少陵野老，在他五十三歲時曾做過好友劍南節度使嚴武的幕僚。杜甫長嚴武十四歲，與嚴父嚴挺之早就相識。在文學上，他和嚴武是詩友；在政治上，他們都接近太尉房琯。共同的愛好和利益使二人關系篤深，志趣雖然相同命運卻天地懸殊。二人同時被貶，嚴武很快官至劍南節度使，在他入蜀途中，寫信呼喚杜甫。為“酬知己”，杜甫欣然攜家前往，投入嚴武幕府。也因此登上個人政治舞臺的巔峰。《新唐書 杜甫傳》記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也許是二人平時關系太密切了，杜甫也隨便慣了，觀此時杜甫一幅醉漢撒潑模樣。其酒后失態，怪誕狂放至此，一點也不亞于李白的醉酒弄權貴。也無怪乎“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須？’”（晚唐范攄《云溪友議》）。可見當時嚴武是很生氣的，你稱我父親，我呼你爺爺，看誰厲害！還警告他別在太歲頭上動土，別摸老虎的胡須。對人輕慢不莊重，在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里是很忌諱的事，即便是好友，也應該保持一定的距離，何況是有恩于己的上級，更是不可冒犯的。因此《新唐書》及《云溪友議》都有嚴武“欲殺甫”的記述，盡管后人多方求證這是妄言，但讓嚴武很不高興畢竟是事實。作為一個知書達禮且已過知天命之年的老者，有此舉動確實讓人費解。如果觸摸杜甫的心路歷程不難看出，他在嚴武幕府并不開心，直接為君國效力的情結一直苦苦地縈繞在他的心頭。也許是身許社稷、心憂黎民的性情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使他呆在嚴氏幕府委實憋屈，感覺有負平生。因此半年之后毅然辭去幕府參謀職務，作出了無悔于他心靈的選擇，重新又踏上漂泊的人生旅途，把這種狂傲演繹到極至。
嚴武提到的杜審言，《新唐書》記載他是個矜誕狂傲的文人，曾與人講：“吾文章當得屈宋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面。”意思是說，他的文章超過屈原、宋玉，書法也趕得上王羲之。杜甫也曾鼓吹“吾祖詩冠古”，又自稱“詩是可家事”，可見杜甫的疏狂與其祖父竟有些一脈相承。
當然，對于這樣一位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的現實主義偉大詩人，他的這點趣事也只是讓我們對他作為人的個體有了更生動、更立體的了解，畢竟瑕不掩瑜，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對文學的貢獻是誰也無法企及和替代的，只是知道的更多，了解的更細，我們就能盡可能的走近這位站在歷史風口的老人，甚至聽到他的喘息和心跳，同時也看到了他狂的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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