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安
四十年前還是學生時，讀過韓愈的《送李愿歸盤谷序》。那時，僅僅是一看而過，沒有留下多少印象。當時經(jīng)歷淺薄，有些含義也很難領(lǐng)會。近來一次偶然的機會，見到蘇軾曾言：“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此語等于把唐代眾多文章通通推開，只把韓愈這一篇端端正正放在眾人面前。如此激賞，似乎有點過分。雖有疑惑，但我還是找出此文，重新細細品味。我想，蘇軾是文章高手，對散文藝術(shù)規(guī)律的認識頗深。他曾批評許多文章“多空文而少實用”，主張“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蒙放之外”；要求“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那么，韓愈這篇贈序是什么地方讓他如此折服呢？過第一遍時，我只感到此序文勢曲折，語多警策。過第二遍時，始覺文章重心似在中部，以隱者的清白自保，比照權(quán)勢者及攀附者的惡行和丑態(tài)。讀第三遍時，干脆把蘇軾的斷語拋在一邊，不去管它，著意于文中所繪幾類人物行為特征的比較。
文中，作者描繪了三種人不同的行為特征。第一種“大丈夫者”，主要特征為“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朝廷），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zhí)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這種人在外面的所作所為與“利澤施于人”的說法，是背道而馳的。第二種是“盤谷隱者”，其主要特征是“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心里想的是“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后；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 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這種人不是不愿意為國效力，而是受不了官場的污濁。這種人在今天看來，是不可取的，但在當時卻是做人的典范。第三種是權(quán)勢攀附者，其主要特征是“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 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這種人心目中沒有是非，只有名利。
上面三種行為特征，我們不妨稱之為“濁”者、“清”者和附“濁”者。三者之間，形成一“清”對兩“濁”的局面。盡管作者未下斷語，但各自的是非高下已是彰顯分明。通過作者的描繪，我們不僅感受到“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清”者徜徉，“濁”者當途的社會現(xiàn)實，還能區(qū)分“清”者無奈，“濁”者快意；“清”者用思，“濁”者用力的差異。而且，“清”者也正是在與“濁”者的比較中，進一步確立或堅定了自己的品行操守。如此看來，該文的長處當在成功地抓住了幾種人的行為特征，并通過他們揭示出官場的嚴重腐敗：權(quán)貴們驕奢淫逸，小人趨炎附勢，清醒者乖時失意。
這篇文章可以啟迪讀者思考的問題很多。
首先，作者對官場的描寫不可謂不深刻。這種獨到的認識，究竟原自何處？從作者的經(jīng)歷來看，早在求學階段，就已留意于政治。正如他自己所言：“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jīng)于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于意也。”20歲時應進士三試不第。登進士第后又三試博學鴻詞不入選。這些經(jīng)歷，在他已是了然于心。撰寫此文時，作者已是34歲，且尚未謀得官職。也就是說，他當時在地位上還與民眾比較接近。一個懷才不遇、清醒、自潔，而又身處民眾之列的人，對事物的關(guān)注點和思考問題的方式，與“形勢”中人自然是不一樣的。
其次，封建社會雖然有管理官吏的機構(gòu)，但從此文來看，當時對得勢者的監(jiān)察基本上是空缺的，即使有一些條文禁令，恐怕也是形同虛設。我國自隋朝起，選用人才已由按門第權(quán)勢推薦察舉改為科舉取士，科舉制度依照較為客觀的考試標準，使寒門之士也可應試入選，這就擴大了選人的范圍。但言行不合、高識低能、去賢用佞、重才輕德的現(xiàn)象，仍然存在。一些心術(shù)不正的人，仍可以由此求得高官厚祿。這樣，貪贓枉法的事情便時有發(fā)生。韓愈的文章可以為后世“察賢用人”提供一種行為上的參照。它使我們想到：與其等到貪官們“犯事”后再羅列其罪狀，還不如在“犯事”前就注意其行為特征。另外，當政治黑暗時，心術(shù)不正的人往往會夤緣而上，清明之士往往會遠離“廟朝”。但是這些人只要是有選擇、有動作，也就會有各自的行為特征。相關(guān)部門只要注意于這種行為特征上的差異，就會明白什么人當警惕、當罷黜，什么人可以考識、可以延納。普通百姓也可從為官者的行為特征，去識別何者為賢，何者為不肖。
第三，看一個人的行為，就不僅聽他說什么和不說什么，而且更要看重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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