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公約》中的公共政策論文

《紐約公約》中的公共政策論文

　　摘 要 《紐約公約》是國際民商事仲裁領域里最具影響力的公約之一，五十多年來，公約也有了很多的變化與發展，也有很多爭議問題沒有解決。公共政策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從理論與國際實踐方面說明公約里的公共政策的真正含義，論證國際公共政策才是公約本來的應有之意。

　　關鍵詞 紐約公約 公共政策 仲裁裁決 國際公共政策

　　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涉外民商事糾紛越來越多。為了簡化訴訟程序和追求效率，越來越多的當事人選擇仲裁來代替訴訟。當一國對此類涉外糾紛作出仲裁后，其仲裁能否被另一國承認與執行就成為了涉外糾紛解決的關鍵。仲裁裁決能夠被承認與執行才是裁判的最終目的。在這樣的形勢下，《紐約公約》應運而生了。盡管已有許多國家承認并加入了《紐約公約》，但由于各國歷史、經濟和文化等的差異，對公約里的各項術語與概念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這使得各國對一些問題的處理都不盡相同。在此，筆者無意對這些問題一一作出說明，只是對其中的公共政策問題進行簡略的探討。

　　《紐約公約》第五條規定“……倘申請承認及執行地所在國之主管機關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亦得拒不承認及執行仲裁裁決：……(2)承認或執行裁決有違該國公共政策者。……”由此可知，公共政策是各國法院拒絕承認及執行外國裁決的一項理由。但是，《紐約公約》推廣外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的宗旨又決定了公共政策并非一項絕對的、毫無限制的理由。

　　試想，如果一國總是以裁決違反了本國的公共政策為由而拒絕執行外國裁決，那么《紐約公約》無疑成為了一紙空文。因此，對公共政策的性質和適用范圍加以研究、界定也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公共政策的概念

　　要準確的適用公共政策就要對其內涵與外延有一個明確的概念。那么，究竟何為公共政策?根據英美法德法學理論，公共政策是支持法律體系運行的一系列規則的集合，它闡釋的是將社會融合在一起的社會、道德和經濟價值，這些價值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現，并隨著時間而改變。在一定時期內，一國為了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公共利益，在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選擇、整合、分配和落實的過程中制定的行為準則，這就是公共政策。 一般來說，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以一國的公序良俗作為基礎和考量，公共政策包含的價值都是那些在一個社會中帶有普遍性和廣為接受的最基本的價值。

　　二、作為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裁決理由的公共政策的性質——國際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保留制度(拒絕外國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的確能在復雜的國際司法協助中起到屏蔽某些不可協調的法律沖突的作用，使各法域的最根本公序良俗得以保障。如，遇到涉及一國國家憲法制度的公共政策，對于與此類公共政策相抵觸的外國裁決，該國便可根據《紐約公約》的公共政策保留條款拒絕承認和執行該外國裁決。不過，如果某個裁決符合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公共政策，但一國卻以與本國的公共政策相抵觸為由，拒絕承認和執行該裁決，這種做法雖然是國家主權的體現，但有可能引起國家責任。因此，作為拒絕外國裁決理由的公共政策的性質和適用才應該嚴加限制。筆者認為，《紐約公約》中的公共政策從各方面看都應該歸為一種國際公共政策，理由如下：

　　(一)從理論上看。

　　一般理論和實踐認為，《紐約公約》服務于國際貿易的目的決定了其規定的公共政策應更多的指向“國際公共政策”。

　　早在上個世紀，瑞士法學家Brocher就最先提出區分“國內公共政策”和“國際公共政策”兩大分支。“國際”和“國內”公共政策的區分，有助于把依《紐約公約》拒絕承認與執行的外國裁決限制在很嚴重案件的范圍內。無論任何法律體系，都會有一些共同的、最基本的價值，例如公平、中立、平等、誠實可信等等，在這些共同的價值基礎上產生的公共政策就具有趨同性，亦即國際公共政策。總體來說，就是指基于國際社會作為整體而被廣泛接受的規則理念和政策。而由于各國政治、經濟、法律、國情都各不相同，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自己獨有的、有別于其他國家、地區的公序良俗，基于此產生的就是國內公共政策。國內公共政策主要是根據一國內的情況規定的，然而涉外案件一般都有自己的特點，如果生硬的將國際案件比照國內公共政策處理，則難免出現不公或不合的后果;而且，涉外案件對本國利益的影響相較于國內案件要小，也沒有苛責的必要。

　　(二)從國際立法與司法實踐來看。

　　2002年國際法協會新德里會議上通過了《關于以“公共政策”為由拒絕執行國際仲裁裁決的決議》。《決議》在總結各國司法實踐的基礎上明確提出，除有特殊情況，國際仲裁裁決的終局性應被尊重;《決議》特別說明，此處的“特殊情況”就是指承認與執行外國裁決會與‘國際公共政策’相抵觸。而在英美和大陸國家的普遍司法實踐里，也是認為應當將《紐約公約》中所提及的“公共政策”限制在“國際公共政策”范圍內(帕森斯案)，以免造成條款的濫用，使得公約的宗旨不能得到貫徹。

　　總的說來，公共政策保留條款應該得到限制，明確“國際公共政策”才是拒絕外國裁決執行的理由，慎用“國內公共政策”，否則極易把公共政策抗辯作為保護國內政策的工具，嚴重損害《公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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