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科學傳播的媒體轉向
摘要：傳統的科學傳播研究忽略了媒體的作用。媒體并非只是科學傳播的一個中介，媒介技術的改進、媒體自身獨立性的增強使科學傳播越來越受到媒體力量的牽制，并影響到科學傳播的進程。
一 科學傳播的界定
在傳播學的概念中，傳播是一種共享信息的過程，從廣義上來說，所有活的有機體都有傳播行為。而人類傳播的獨特之處在于能創造和使用符號。科學傳播作為一種交流共享的活動，是人類傳播的一個類型，只不過是限定到與科學有關的范圍之內。但對于什么是科學傳播，國內外都存在爭論，一般來說，科學傳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圍內[1]
在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傳播;
在科學共同體與媒體之間的傳播;
在科學共同體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在科學共同體與政府或其他權力機構、團體之間的傳播
在科學共同體與政府或其他影響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間的傳播
在工業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在媒體（包括博物館和科學中心）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在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從另一個角度，科學傳播還可以分為專業內容(professional contexts)的傳播和面向公眾的傳播(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我們所說的科學傳播一般是指后者，嚴格地講，應當稱作是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從上面關于科學傳播的內容可以看出，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也有諸多形式，本文則將其限定在”科學、媒體與公眾”范圍。這里所說的媒體主要是大眾媒體。
關于近年來的科學傳播的研究，公眾理解科學雜志的主編，著名科學傳播學者Lewenstein曾評論說：“我們中的一些人關注如何讓公眾最有效地學習運用科學知識，而其他人則擔心公眾盲目接受科學機構的聲明……一些人強調對于大群體受眾行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則主張對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現進行分析才能形成我們的世界……我們關注的是科學與公眾的關系……”[2]
這一方面表明了國外科學傳播研究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學傳播的研究只重視科學與公眾的關系以及傳播的內容，而不研究具體的科學傳播活動過程的話，就很可能會走入困境，而具體到科學、媒體和公眾的研究來說，Lewenstein認為“必須把科學傳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學傳播必須考慮到不同媒體、科學家和公眾的互動關系。”[3]
二 傳統科學傳播模式提出的問題
早在1686年，就有人認識到科學傳播的兩個渠道：面向科學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眾。到19世紀中期，大規模的科學傳播出現。[4]當時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媒體和記者進行的，科學傳播把自己當作是傳播的一個類型。科學傳播模式與一般傳播類型應當是類似的。
在這種思路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英國學者Shapin 提出權威解說 (canonical account)的科學傳播模式，從科學史出發考察了這種模式的'起源，認為17世紀以來的科學職業化造成了此后科學與公眾之間的隔閡，科學是為了獲取公眾的支持而通過媒體進行科學傳播。[5]
在其它一些傳播學文獻中，與“權威解說”類似的提法還有不少，如“主流關注”（dominant concern, Dornan,1990）、“主流觀點”(dominant view, (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 model, Valiverronen,1993)、“擴散模式”(diffusionist model, Cooter and Pumfrey,1994)等。雖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義是一樣的。
此種科學傳播模式認為， 科學事業的專業化和復雜化使一般公眾難于理解， 因此，為使科學成就更符合公眾的利益，需要媒體在科學家和非科學家之間架起橋梁，科學新聞記者在科學操作之外，運用語言把科學流程重新加工，傳播給受眾。這是當時，也是現在國內“比較流行的關于科學與公眾關系的理解”[6]
現在的國內的相關研究，也是在不自覺地應用這種模式的。從形式上看，權威解說模式類似于中國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也有學者認為是60年代以前)，權威解說模式一直是科學家和新聞從業者的觀念指導。
這種對于科學與媒體或者科學面向公眾的傳播的一般觀點實際上來源于下述觀點或假設：
1 科學事業的專業化和復雜化使一般公眾難于理解，比如1919年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2 因此，為使科學成就更符合公眾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體：一個能在科學家和非科學家之間架起橋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傳播給后者的第三者（科學新聞記者）。科學新聞記者通常是處在科學操作之外，運用語言把科學流程重新加工，傳播給受眾，而在科學家看來，這種再加工就是“歪曲”。
3 科學傳播的媒介是通過語言翻譯的隱喻進行的。所以科學傳播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第三者盡量用極限的語言描繪出純粹的科學事件。[7]
Massimiano認為，在這些論斷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關于科學過程和科學工作之本質的假設。按這種觀點，科學的公眾傳播過程是在科學流程結束之處開始的，一旦科學知識完成，知識就會以一種簡化的形式傳播給非專家。所謂的“普及”、“擴散”等即是這種科學面向公眾傳播的無問題的版本。
現在，這種傳統的假設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摒棄，科學傳播是一個雙向而非單向的過程，正得到越來越多的理論支持和實踐證明。法國心理學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會表現（social representations）理論分析了科學、常識和社會表現之間的關系，認為從社會心理學來看，受眾對于科學傳播內容的吸收是主動的、有選擇的。在社會表現框架中，科學理論條理化為一個整體，通過去背景化過程，與受眾已有的信息融合，成為新的信息，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為常識性內容。[8]與此類似，Farr分析了科學與常識的關系，認為社會表現理論應當引起科學家、媒體從業者等的重視。[9] Gross 提出與境模式（Contextual model）， 他通過輻射云對坎伯蘭的牧羊人的影響的案例，提出公眾對科學知識的接受是科學知識與地方知識的結合物，即公眾對于科學知識是有選擇吸收的，而非被動接受[10]
其實，在傳統的科學傳播模式中，還有一個潛在的假設，即認為媒體本身是沒有任何傾向性的，認為媒體只是科學傳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為能盡量精確地傳播科學信息，如果有所謂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現了意外的錯誤。在這種傳統模式看來，科學共同體面對的是公眾，公眾面對的是科學，媒體的存在只是為了科學和公眾的交流。而許多學者對于傳統科學傳播模式的修正并沒有注意到對于媒體的假設，或者說，上述修正仍舊沿用了以前的假設，科學傳播成為了科學與公眾之間的事情，媒體是不包括在內的。媒體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體中的科學只是簡化的科學的一種擴散形式
筆者認為，長期以來，在我們國內，科學與媒體、公眾與媒體的關系并沒有受到重視，近年的研究只側重科學與公眾這兩極，而忽略了作為中間環節的媒體的作用。傳統科學傳播模式和隨后的研究沿用的這一假設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別是在互聯網等新媒體出現后，媒體在科學傳播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出來。媒體在科學傳播不再僅僅是作為一個簡單的“管道”。
三 科學傳播的媒介化
在科學活動中，媒體處于什么地位，現在的研究對媒體有何看法，《獨立報》前科學編輯Wilkie認為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
1 公眾理解科學（PUS）研究看到了媒體在傳播中的重要性，但媒體并未得到集中的關注；
2 有PUS背景的作者力圖尋找科學雜志對于公眾的效果，因此，媒體在本質上被看作一個有特定問題和興趣的特殊領域；
3 既使新聞工作者被作為是焦點注意，假定的框架也認為，只有當新聞工作者的行為更像科學家時，公眾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學。無論公眾還是媒體，都要更好地理解科學[11]。
換句話說，公眾理解科學對于科學與公眾的研究，雖然認識到了媒體的重要性，但仍沒有實質性的成果。上面提出的諸多科學傳播模式，注重的仍是科學-公眾的關系研究，而非科學-媒體-公眾的整體。
科學傳播對于媒體的重視，是與當代媒體重要性的凸顯相聯系的。因特網的出現為科學傳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一對一的郵件，群發郵件、網站，在線信息和新聞服務等，使科學傳播變得更為復雜，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為什么會得到一些科學知識，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傳統的科學傳播方式，如同行評議、科學雜志等必須要重新考慮自己的位置。”[12]
Lewenstein提出了網絡模式（Web Model）,他認為科學傳播變成了眾多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多線路傳播形式。而Lewenstein的主要觀點是：這種模式的復雜性導致了信息的不穩定性。他認為，新的傳播手段使傳播速度更快，數量更多，情緒化的內容增加，科學共同體和科學研究者面對眾多不確定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接收和傳播也是不一致的。科學傳播以犧牲信息的穩定性的代價而獲得了速度。
另一方面，這一模式也說明了另一個問題：科學為了傳播的需要，可能迎合媒體價值觀和受眾需要，可能喪失科學自身及其倫理價值。
Weingart通過將科學傳播中的媒體獨立化，把上面的問題發展到極端，認為科學已經媒介化。媒體的發展，已經超出了Nelkin 或Lewenstein,的理解，人們很難在科學傳播中找到可以依靠的東西，他認為，媒體構造了自己的現實，媒體的重要性使科學在某些問題上的壟斷性正在減弱，科學對于真理的判斷標準正面臨著媒體迎合受眾的標準，雖然不會被取代，但正在被其他的標準所補充。[13]總之，他認為媒體而不是科學家正在成為科學是否為公眾理解和接受的法官。
四 媒體對科學的建構
科學知識不僅要滿足普遍性、無私利性、獨創性、懷疑主義等規范，而且還必須是“適合出版的”。科學的發展總是需要媒體作為載體的，但既使從一般意義上考察，我們也會發現，“自從15世紀以來，印刷技術使各種各樣圖片的精確復制和傳播成為可能。無論哲學家怎么說，科學家們都不能否認這種有效的交流模式。隨便翻一翻各種學科的科學文獻，也會發現里面有數不勝數的圖表、圖片、地圖等等，這些都遠遠超出了‘ 圖解’文字內容的需要。”或者說，媒體傳達的信息，并不能精確地還原它所表達的科學本身[14]。大眾媒體同樣也存在這個問題。但引起這個問題的原因并非僅僅是“不精確”。
1974年高夫曼的《框架分析》一書提出框架理論（frame theory）。他認為，對于大眾傳媒來說，框架就是一種意義的建構活動，在社會系統中新聞框架是消息來源、社會情境、新聞工作人員等因素互動的結果。一些學者認為框架定義可分為兩類，一類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圍；另一類是架構----人們以此來解釋外在世界。事件材料經過選擇和凸顯成為新聞[15]。所以可以理解，媒體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帶有偏見的。而且這種偏見由媒體而非事件本身決定。當科學經由大眾媒體“擴散”到公眾時，這種偏見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學的形象實際上只是科學在媒體中的形象。
英國學者Nelkin通過對報紙、雜志的報道分析研究指出：當科學理論能強化主流的社會價值觀時，就能在媒體中暢通無阻，反之則被忽略，而丑聞也被看作是對科學的社會系統的妨礙，從本質上講，是不想讓受眾失去社會的安全感。[16]媒體對于科學報道的選擇和凸顯更多的是迎合受眾的口味、符合媒體自身的價值觀。Nelkin指出，媒體在科學報道中出現了諸多問題，例如：
1 想象代替科學內容，報道很少涉及到科學研究的本質；
2 科學活動成了帶有情節的戲劇事件，各種夸張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草率，盲目樂觀或走向另一個極端；
3 報道的焦點集中在研究競爭上，而忽視了科學自身的規律；
4科學家在媒體中不是中立者，而像是要通過媒體取得公眾支持等等。[17] Nelkin認為，科學傳播可以認為是幾個共同體出于不同的需要、動機和約束條件而進行合作的公眾傳播，科學共同體和媒介都對科學在媒體中的觀念有重大影響。但從上面也不難看出，前三個問題的產生，是媒體為了更好地滿足受眾的偏好所做的建構。公眾經由媒體了解的科學，完全偏離了科學本身的形象。而正是從媒體中得到的信息形成了他們的科學觀念。
另一方面，媒體對于科學的報道還會影響到科學共同體。Massimiano指出，科學共同體在解決科學爭論時，常常需要媒體作用。“在這兒同樣存在有問題的假設，其中之一就是當爭論中的某方的觀點在共同體內部取得了優勢時，這種爭論才會進入公眾視野。但事情也并不總是這樣的。比如，如果兩方或多方的觀點都得到了權威科學家的認可時，或者兩方的觀點在本質上并沒有可比較性時。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假設是，在專業化層面取得優勢的一方必然也會在公眾傳播中自動得到增強和重視。這兒的問題就是低估了媒體對于爭論解決產生的影響。而且，在科學傳播中，并未表明科學傳播必須從某一階段開始，這是不嚴格的。”[18]對于這些爭論，媒體的態度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
但Massimiano的結論并非如此，在他看來，把科學問題放到公眾那兒解決，并不代表是媒體在起作用，“應當把它描述成協商性的，并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讓公眾自己去判斷。”但事實并非如此，關于大眾傳播效果的研究一直很有爭議，1968年傳播學者Mccombs和Shaw提出"議程設置"假說(The agenda-setting hypothesis)，認為“議程設置是一個過程，它既能影響人們思考些什么問題，也能影響人們怎樣思考。” [19]這一理論在很多地方證明是有效的。
實際上，我們并不期望走極端。科學傳播既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又與公眾相關，同時包括框架內部的互動關系。科學共同體與公眾的利益共鳴，科學活動者及其贊助者的吸引力或特定時期公眾與科學共同體的關系等等都在起著作用。但不可忽視的是，媒體正在成為獨立的力量，并在科學傳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無論是媒介技術，還是媒體自身的影響，都在改變著科學傳播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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