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陌生人是有條件的美文摘抄
老父親買了一臺雜牌冰箱，告訴我價格是2500元。我用手機上網(wǎng)查了下，價格只要1200元。我很憤怒。父親告訴我，冰箱是從一個“熟人”的商店里買的，品牌也是他推薦的。我想說這里面有欺詐，后來想想算了，除了怕搞僵父親與“熟人”的關系，也擔心為了一臺冰箱給父親的心里留下陰影。
年輕人買東西知道上專業(yè)電商平臺比價，也知道一線冰箱品牌有哪些，上當機會低。而老人不會，他們買東西更多的是依靠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生活經(jīng)驗”，這“生活經(jīng)驗”是：熟人是可靠的。
幾十年前，“熟人”真的是可靠的。那個年代，人們以血緣、親屬以及居住地構成“熟人圈”，圈子很小。A村、B村只隔了一條溪，兩村的人相互很了解。在這樣的熟人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相互往來、相互幫助，一個人撒謊、欺騙的成本非常高，因為你騙了人，在那個很小的圈子里就沒法立足了。在那個人口還沒有流動起來，村子里終年都不見外地人的時代，欺詐是很難形成市場的。
但現(xiàn)在不一樣了，中國每年有幾億人口在流動，首先是城里的“熟人圈”被打破，原先鄰居家里的情況一清二楚，現(xiàn)在對門鄰居住了幾年了，也不知對方叫啥干啥。在一個“陌生人”社會里，撒謊和欺詐的成本要低得多。同樣，相對封閉的農(nóng)村也在發(fā)生改變，以宗族、親屬構建起來的緊密的社會關系在慢慢松散、解體，農(nóng)民的圈子越來越大，現(xiàn)在所謂的“熟人”與幾十年前的“熟人”是完全不同的，那時的熟人有共同的生活場景，相互知根知底，現(xiàn)在不可能了。
而我父親犯的錯誤在于，他仍然以為自己生活在“當年真誠的熟人”社會中，他既不會利用電商平臺的透明比價方法規(guī)避欺詐，也不會承認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已經(jīng)走遠�，F(xiàn)在，一個人你認識，并不代表你了解他的人品和過往。
現(xiàn)在，層出不窮的、網(wǎng)絡詐騙，是一個社會成長必經(jīng)的陣痛。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必然會助長謊言的蔓延，因為比起滿是親戚世交的過去，現(xiàn)在很少有人真正認識身邊的人，人就更容易撒謊。于是，謊言和詐騙就成了陌生人社會揮之不去的夢魘。
當然，詐騙的社會問題也不是中國特有的。作為人類第一個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英國，在工業(yè)革命之后，英國“熟人社會”被打破，詐騙盛行。在經(jīng)濟領域，基于“熟人社會”里口頭承諾與書面合同一樣具有法律效應，法官可以憑一個人陳述甚至謊言進行裁決。如果看一下“西方法制史”，那么1671年是一個標志性年份。這一年，英國發(fā)生了一起影響“西方法治”的斗雞案。
“斗雞案”的始末是這樣的：有個英格蘭人名叫約翰，貪圖一只斗雞，起訴斗雞的主人，約翰說他們之間有口頭合同，還請來自己的朋友作偽證。結果法官判約翰勝訴。后來斗雞案被“反轉”，真相披露后，輿論大嘩。英國開始啟動反欺詐與偽證立法，于1677年頒布了著名的.《防止欺詐與偽證法案》，在這部法律中有這樣一條，標的不低于10英鎊的合同必須有對價或者書面形式。后來美國的法律也沿襲了英國“白紙黑字”的法律精神。這是在法律領域一個社會從“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社會”的標志性事件。這個事件告訴我們，在“陌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必須是有條件的，一個人信任另外一個人，或是處于執(zhí)法方（譬如公、檢、法）要采信某人的口證，必須要有充足的證據(jù)鏈條，單憑“口供”或者“口述”是不能斷案的。
、網(wǎng)絡詐騙之所以層出不窮，源于“信用社會”遠遠沒有建立起來。人性中有貪欲，犯罪分子也不斷利用人性中的貪欲，僅憑簡單粗暴、漏洞百出的“口頭謊言”就可以實施詐騙，而且屢試不爽。由于詐騙往往跨省甚至跨國，讓一個地方的執(zhí)法機構承擔，真的勉為其難。除了需要統(tǒng)一打擊之外，更重要的是誠信制度的建設。什么是誠信制度建設？說白了，就是必須要有一種制度，在人說謊時要其付出代價；還有，一個人如果要相信另外一個人的口頭表達，必須有一種制度，要求對方提供必要的“物證”作為信任鏈條，杜絕“口說無憑”。如果能做到這兩點，那么陌生人社會就可以順利進入信任社會了，不可能發(fā)生“幾個電話”“QQ群里幾段留言”就可以騙人家?guī)装偃f元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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