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大雅·下武原文、譯文以及鑒賞

詩經·大雅·下武原文、譯文以及鑒賞

　　下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譯文

　　后能繼前惟周邦，世代有王都圣明。三位先王靈在天，武王配天居鎬京。

　　武王配天居鎬京，德行能夠匹先祖。上應天命真長久，成王也令人信服。

　　成王也令人信服，足為人間好榜樣。孝順祖宗德澤長，德澤長久法先王。

　　愛戴天子這一人，能將美德來承應。孝順祖宗德澤長，光明顯耀好后進。

　　光明顯耀好后進，遵循祖先的足跡。基業長達千萬年，天賜洪福享受起。

　　天賜洪福享受起，四方諸侯來祝賀。基業長達千萬年，那愁沒人來輔佐。

　　鑒賞

　　《毛詩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圣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箋云：“繼文者，繼文王之業而成之。”陳奐《詩毛氏傳疏》補充說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繼之，是之謂繼文。”宋代自呂祖謙、朱熹以后，釋《下武》另有說法，如嚴粲《詩緝》、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或以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為下。清代的經學家解此詩，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戴震《詩經補注》、胡承珙《毛詩后箋》等均堅守毛、鄭之說，而翁方綱《詩附記》、桂馥《札樸》等則贊同宋儒之說。按驗詩歌文本，毛、鄭之說不誤，“不尚武”、“以武為下”云云，過于迂遠，不可信。今人陳子展《詩經直解》說：“此詩如非史臣之筆，則為賀者之辭。”其說出自陸奎勛《陸堂詩學》。陸氏以《尚書》等經文印證此詩，謂“‘下武維周’，猶《長發》之‘濬哲維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繼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顧命》所云‘命汝嗣訓，臨君周邦’也;‘繩其祖武’，即所云‘答揚文武之光訓’也;‘四方來賀’，即《康王誥》所云‘諸侯皆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也”。陳氏以為其所析“以經證經”，“不為無據”。

　　《大雅·下武》的篇章結構非常整飭嚴謹，層層遞進，有條不紊。第一章先說周朝世代有明主，接著贊頌太王、王季、文王與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贊頌武王，下二句贊頌成王，第三章贊頌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贊頌康王能繼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諸侯來賀作結，將美先王賀今王的主旨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修辭上，此篇特別精于使用頂針辭格，將頂針格的效用發揮到了極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頂針勾連，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頂針勾連，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頂針勾連，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與第五章的首句“昭茲來許”意思相同，結構也相同，可視為準頂針勾連。《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頂針修辭，但比起《下武》那樣精工的格式，不及遠矣。而且此篇以頂針格串聯的前三章組成的贊頌先王的述舊意群，與同以頂針格(或準頂針格)串聯的后三章組成的贊頌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過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維系，有如連環。這種刻意經營的巧妙結構，幾乎是空前絕后的，其韻律節奏流美諧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廟堂文學歌功頌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審美負效應，使讀者面對這一表現《大雅》《周頌》中常見的歌頌周先王、今王內容的文本，仍能產生一定的審美快感。英國文藝理論家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在他的《藝術》一書中提出了“藝術即有意味的形式”這一著名的論斷，確實，形式在文學藝術作品中的重要性決不容低估，有時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讀完《下武》，讀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詩中“哲王”“世德”“配命”“順德”之類贊頌之詞，但對它章法結構的形式美則將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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